帶著興趣和好奇,為世界解決一些問題──專訪植物免疫學者 敖博文

“它其實就是在路邊隨處可見的野草,名字是擬南芥。”

 敖博文是來自澳門的研究員,在他的實驗室艙門前鄭重地介紹他的研究對象,這樣毫不起眼的小草,在他的實驗室裡種滿了好幾個架子,井然有序。

芬蘭植物園(2018)

架上的擬南芥屬十字花科,跟油菜、蘿蔔、捲心菜是同屬。但和它的同屬“表親”不一樣,擬南芥不好吃,也沒有美豔的花朵,對人們來說它本是沒有任何經濟價值的植物,不過在實驗室裡,敖博文可以用它探索植物的奇妙。

比起印象中的植物學研究員,敖博文更加陽光健碩,是位年輕的博士。他描述下的植物研究,讓人感覺非常有趣味。敖博文自小愛生物學,他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2013年敖博文開始在倫敦帝國理工大學修讀生物系學士,他在學士時開始研究擬南芥。對著這種平平無奇的野草六、七年,敖博文不會生厭,因為這種植物是植物學研究裡的小白鼠。敖博文後來在英國塞恩伯斯研究所裡,便借研究擬南芥的發現成果登上了《自然》期刊。

在英國Sainsbury Laboratory跟Nature文章的作者合照 (2021)

最好的開局

對一位植物學研究者來說,敖博文取得了“最好”的開局。去年3月,國際權威期刊《自然》刊登了以敖博文為第一作者的研究論文:《植物免疫回應PTI與ETI的協同作用機制[1]》。

生物學界普遍封《自然》、《科學》和《細胞》為三大神級期刊,研究成果被刊載,代表研究得到世界其他頂尖科學家認可,發現成果也足夠重要。這個罕有履歷,更能為科研人員帶來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研究資源。

透過研究植物免疫領域的內容,敖博文成為了少數獲《自然》刊登論文的澳門研究者,他的研究更新了人們對植物免疫機制的認識。

“植物不像我們能打疫苗,但它們先天的免疫系統非常強大。”敖博文 2016年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學士畢業後,便在塞恩伯斯研究所著名植物免疫學領域科學家Jonathan Jones的團隊裡做研究。

跟英國教授(Jonathan Jones)合照
英國實驗室的學生跟教授合照

無用功帶來的驚喜

敖博文一開始想單獨研究植物的內部免疫受體,但是用擬南芥試驗了兩年,毫無反應。這兩年看似的無用功,給他帶來了新的發現。

“單獨激活內部受體不會奏效。”敖博文和導師討論後,把目光移向了植物內外受體的聯繫。

植物與動物一樣有免疫系統,在受到外物如細菌、病毒或孢子等感染時,它們會啟動免疫系統來抵禦侵擾。這個過程一般涉及外和內的兩種受體,像是植物的搜敵雷達,外部感應侵擾的外物,內部則感應侵擾外物向植物注入的毒素等。學術界既往認為內外的感應是獨立運作的,敖博文新的發現讓我們知道它們其實有聯繫,而且能互相增強作用。最終他的這篇論文刊便登在了《自然》。

更認識植物的免疫系統,我們可以改良植物品種,提高它的抗病性。

但這樣,有意義嗎?

“你知道嗎?按預測,2050年地球上的人口將會多到無法估算,但是現在我們的糧食供應已經快達到地球的頂峰了。”敖博文解釋,全年因為各種感染變壞的農作物占百分之四十。提高糧食作物的抗病性可以盡量減少這部分的糧食消耗,變相可以增加糧食的供應。

“當我知道植物學可以為人類解決這些具體的問題,便越發現這門學科有趣的地方。”

Norwich實驗室研究人員 (2018)

沉迷

近年斜杠青年喜歡自嘲“沉迷”工作,但這對不少科研人員來說是個工作常態。敖博文就常常“沉迷”工作。

強烈的好奇心,或是對未解問題的焦灼心,使敖博文無論在吃飯,或是通勤都想著工作。即便在休息時,也難停下思緒。研究連結著敖博文的整個生活,對生活的一觀一聞,他嘗試在箇中尋求靈感的啟發。

“沉迷”的現象在實驗室裡更明顯。敖博文在實驗室工作經常忘卻時間,做《自然》刊登的那篇研究時,試過從上午6點多進實驗室,再出來便已經是凌晨的1、2點。

“連續18、19個小時都待在實驗室裡,那陣差點想買個睡袋進駐。” 敖博文的睡袋計劃沒有實踐,主要礙於怕被實驗室保安趕走。他從投稿到刊登,歷時一年,三次來回修改,終於完成在《自然》發表論文。敖博文指一年的訂稿時間算是平均水平,慢的情況可能需要來回修改三、四年,因為審稿的科學家都會非常嚴格。

“那段時間壓力其實還不小,整天繃緊的狀態。投稿完成後我嘗試調整工作模式,畢竟做研究是一件長久的事情。”從此敖博文每天會抽30-45分鐘完全放鬆,他會去游泳。

亞洲運動會2018

“水下那種很安靜的感覺,跟冥想很像。那時我的大腦才能真正地放鬆。” 敖博文在一些學術會議上,介紹自己除了是吃貨,另一重要標籤便是喜歡游泳。他是位出色的泳手,曾經多次代表澳門出賽國際賽事。疫情前2018年的雅加達亞運會,他打破自己保持的50米仰泳澳門記錄後,便退役專心研究工作。

“畢竟做研究需要很多時間,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始終需要決擇。”

興趣的開端

回想起來,敖博文一開始沒有想過會成為研究員,選擇修讀生物學主要是興趣使然。他對生物學的鍾愛,可以追尋自中學二年級。

“那時一開始是姐姐送給我的生物課外書,覺得細胞非常有趣。之後便自己越看越多書。”敖博文記得小時候看了很多各式各樣的生物書籍,知道便多像細胞的運作方式,或是基因的作用等。除了看書,他還得到中學生物老師的允許,在課餘時間讓敖博文泡在生物實驗室。他最喜歡把不同細胞或葉片等放在顯微鏡下,看看不同細胞的結構和形狀的差異。

敖博文認為,對希望進入生物領域的青年來說,多看書很重要。聊起選擇生物書目的趣事,敖博文想起,他當年慢慢可以開始跳級看生物書,中四時看中五、六的生物書完全沒問題。不過,他有一次嘗試買了幾本大學關於細胞學的書籍打算挑戰,發現裡面太專業的英文詞彙根本完全讀不懂。敖博文給同樣對生物感興趣的年輕人建議,進入專業前選書沒必要太專,應以培養興趣為主多涉獵廣泛的內容。他特別推薦可以一些知名生物學家的傳記,尤其在90年代生物技術爆發潮下,那些科學家都極具創意地發明了很多影響著今天的生物學發展。

“你可以從中學到那些成功生物學家的思路,他們是如何一步步研究出他們的發明,而且他們在設計實驗時都非常聰明和有創意。”敖博文解釋思路對研究者十分重要,年輕人選擇學校時也應考慮生物學系的多元化,多些不同領域的認識會影響他們對生物學的理解。

修讀生物,是否一定要立志做研究員?敖博文指他大學的同系同學裡,跟他一樣從事生物研究工作的佔少數。他覺得能從事與自己興趣相關的工作,是件幸運的事。

2021年11月敖博文開始到日本理化學研究所,開始研究更多植物的免疫受體。被問及會不會再投稿“三大期刊”?他笑說能有好的文章能投當然是好事,但目前不會是他做研究的首要目標。從一棵擬南芥,擴展到300多種不同種類的植物。他預計新計劃可能花3至5年的時間,順利的話能再發表好的文章,有機會可評上副教授。

在日本實驗室工作(2022)

敖博文將在生物領域繼續探索得更遠,在這條路上,他一直保持著興趣與熱愛。


[1] 《Mutual potentiation of plant immunity by cell-surface and intracellular receptors》

文化激盪,豐富自我——專訪UNESCO實習計劃人員金怡霖

【人物簡介:金怡霖,於2018年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實習人員,前往秘魯利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歷時一年,於2019年結束實習。】

        秘魯是聞名世界的古印加文化發祥地,文化資源豐富,有十二項遺產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中。2018年,金怡霖(Karen)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實習人員,在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之下,隻身到秘魯的利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加入文化部門。一年來,她見識到秘魯的文化遺產保育、不同部族的傳統文化、秘魯的風土民情,其西班牙語水平亦得到大大提升。這趟文化之旅,讓Karen大開眼界,也豐富了她的人生閱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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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怡霖(Karen)到秘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部門展開實習計劃

跳入未知新領域

        為了讓澳門青年拓展國際視野,從工作歷練中促進專業成長,澳門人才發展委員會與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讓澳門青年有機會走向世界,前往國際組織工作學習。Karen對世界文化遺產深感興趣,希望透過參加UNESCO實習計劃學習有關知識,增廣見聞:“我很喜歡認識當地文化,我認為文化可以推動社會發展,也影響社會政治。”

        Karen是理科生,大學時在香港修讀生物學士學位,碩士研究海洋生物。工作和科學、環境研究等相關,但她對歷史、文化遺跡等課題很感興趣:“對我來說,文化保育是一個新的領域,所以想要去探索一番。我著重成長經驗,之前讀大學,我也曾去過澳洲、日本、菲律賓等多個國家做實習工作,我認為趁年輕要將自己的心打開,將目光放遠一點,所以決定參加計劃前往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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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怡霖對歷史、文化遺跡等課題很感興趣

        秘魯以西班牙語為主要語言,但當時的Karen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出發前只讀了一些基礎課程,學會一些簡單生字便出發。到了秘魯後,由於整個語境不同了,Karen學習西班牙語大有長進。她說:“開始時的一個月,大部份的字和路牌都看不懂,說不出想說的,聽不懂要聽的,但慶幸有英文基礎,也不難理解,基本上一、兩個月已經看得懂了。我每天都看報紙、電視新聞學西班牙語,下班會去上西班牙語課。經過十個月左右,我已經有很大進步,現在正準備考西班牙語國際中級考試B2。我覺得所有事情起步都很難,但從過程中看到自己的進步,會覺得很開心。”

        人生路不熟的Karen,到了秘魯後,才深感社會安全的可貴。她說:“治安問題對於我來說是一種文化衝擊,如果不去這麼危險的國家,你永遠不會知道澳門、香港有多好。在秘魯,天天看新聞就像看恐怖小說,每天三、四個人身亡彷彿是常態,槍擊案、搶劫、強姦、交通意外也經常發生,我也曾在過馬路時被車撞倒入院。不過犯罪在任何國家都是無處不在,我會提醒自己保持警覺性。為了保護自己,我大多時候過了晚上九點都不會出門。”

異國的文化激盪

        Karen到UNESCO加入負責保育文化遺產的文化部門,她的工作主要負責翻譯、資料蒐集和活動協調。她說:“雖然在部門裡工作用西班牙語,但和總部溝通用英文,所以我需要擔任翻譯,也因應項目做資料蒐集,看相關報告文獻,還有協助其他同事手頭上的文化保育工作;我學習到如何將遺產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學習當中的法律條文和程序;參與活動協調如一些關於利馬將來政治發展的講座、女性科學家獎頒獎禮活動等等;秘魯有多種土著語言及方言面臨消失的危機,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將它的文化價值保存下來和擴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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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NESCO主要負責翻譯、資料蒐集和活動協調等工作。(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Karen認為秘魯許多藝術文化作品都很有特色,特別談到自己見過的各地不同手工藝時,她說:“當地文化局會舉辦一個博覽會,當中全國著名的手工藝家都會參展,參展作品有些是南瓜雕刻,有些是衣服、帽子……有種手工藝叫‘tablas de sarhua’,讓我印象深刻,藝術家在板上畫上傳統圖案,極具特色。大家都會用當地資源來創作,如住沙灘附近會用蘆葦來造草帽、住亞馬遜森林會用鸚鵡的羽毛來造手工藝品等等。”

        Karen還分享了UNESCO舉辦的一個推動陶瓷工藝保育的計劃:“因當地水浸,相關工作室被淹沒,造成了損失也令手工藝有滅絕的危險,所以UNESCO在教育上推廣鼓勵當地小朋友學習這些手工藝,令當地小朋友明白保護自己的區域文化是要靠當地人。這種文化保育方式很值得我們學習,既保留了手工藝技巧,也注重保育背後的歷史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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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秘魯文化(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通過這次實習,Karen表示除了擴闊個人視野外,也反思了自己的“身份認同”:我透過理解秘魯的文化,更加理解中國文化和秘魯不一樣,也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社會關係有更深的體會,我亦會思考作為中國人應如何將自己的文化傳承。此外,也感受到秘魯人的愛國精神,他們熱愛自己的土地,以自己家鄉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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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部落都有不同特色的穿著,人們都對他們的傳統引以為榮。(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世界的萬花筒

        秘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亞馬遜森林孕育出千變萬化的世界,Karen形容秘魯大得花一年也探索不完:“單單薯仔都有4,000種,而每種薯仔還有不同的專門食法。亞馬遜森林裡有多種不同的水果,在這裡,我看到了很多從沒有看過的水果。此外,Cajamarca的狂歡節令人印象深刻,我很喜歡吃奶製品,那裡的農物博覽會有當地的芝士奶製品、焦糖煉奶等等,都是用當地資源新鮮製作;還有身穿傳統服飾參加馬術比賽,小朋友也一起跳舞,跳舞對南美人來說就呼吸一樣。另一方面他們也注重娛樂,十分享受生活,讓我明白到知足常樂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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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表示,在秘魯看到了很多從沒有看過的水果及食物,單是薯仔便有4,000種。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Karen形容秘魯是世外桃源,自然資源豐富且壯闊,但同時也心痛這裡的環境污染問題頗嚴重:“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不少自然資源被破壞,很多森林會被‘火燒旺地’,他們會燒樹開墾建屋,這方法並不好,但由於祖先也是這樣做,他們就‘照版煮碗’。秘魯的教育水平不高,未能完成中學就要出來打工的人有不少。如果國家沒有良好的教育,社會便很難有序發展。社會始終要靠教育去改變,我認為讀多點書,行多點路,看多點東西是很重要。世界真的很大,所以我覺得人需要放開懷抱,盡情去接觸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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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形容秘魯是世外桃源,花上一年也遊歷不完。(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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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計劃 2020》現已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https://www2.scdt.gov.mo/zh-hant/project/unesco2020/regulation

感受文化,探索自然——專訪UNESCO實習計劃人員林偉儀

        “人生要做自己喜歡的事,要珍惜這難能可貴的機會”,林偉儀(Joan)分享道。2018年,林偉儀(Joan)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實習人員,到哥斯達黎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辦事處加入文化保育部門,深入了解當地民族文化,參與國際項目工作,也遊歷遍哥斯達黎加的珍貴自然資源,花了一年“打工實習旅行”,收穫了無價的寶貴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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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儀(Joan)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

走訪哥斯達黎加“探索之旅”

        為了讓澳門青年拓展國際視野,從工作歷練中促進專業成長,澳門人才發展委員會與澳門基金會合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讓澳門青年有機會走向世界,前往國際組織工作學習。

        畢業於澳門大學英文專業的林偉儀(Joan),曾任小學教師,其後於西班牙留學,學習西班牙文和修讀藝術課程。Joan在西班牙讀書時接觸了許多拉丁美洲文化,便對拉丁美洲這片土地和文化產生了興趣,她亦希望藉機會增進西班牙文,於是報名參加UNESCO實習計劃。

        收到錄取通知時,Joan正在挪威打工換宿。她說這次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實習計劃是我在西班牙讀書時報名的,家人都很支持,但哥哥比較擔心我,因為正常以我的資歷在澳門可以找到更高薪酬的工作,他擔心我可能會浪費自己的青春。但我反而認為,人不應太著眼於金錢而忽略了可以學到的經驗,因為此計劃可讓澳門的年輕人擴闊眼界。”於是Joan從2018年10月開始,展開了哥斯達黎加“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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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到哥斯達黎加,進行為期一年實習。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不少人說哥斯達黎加“險”,Joan分享說:“到達哥斯達黎加後一下飛機問當地人借Wi-Fi時,那位當地人告誡我不要留太多時間在聖荷西(哥斯達黎加首都),指那裡好危險,也說不要到加納比海那邊,因為那邊有黑人、殺手等等,他一輩子都沒去過。當聽到這些時,我呆了一下,因我正正便是在聖荷西實習,但熟習環境之後,我也還是有去加納比海。我認為可以聽別人的勸誡,但亦不要過分緊張,自己要有小心意識,無論去什麼地方旅遊都應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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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與UNESCO不同國家的同事共事,獲益良多。(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Joan起初不太習慣哥斯達黎加的氣候和飲食文化,當地有半年是旱季,水資源短缺,她說:“我住的地方沒有水供應,想像一下如果在澳門沒水的話,感覺會‘天崩地裂’,但當地居民已習以為常。後來我便去了朋友那區,暫住了半年。”當地飲食以豆類和炸物為主,Joan笑言每餐都在吃豆:“要不是雞翼豆飯,便是魚豆飯……都是差不多的東西,有時也會吃到沒新意。但令我印象深刻的美食叫‘YUCA’,是炸木薯。當地有不少華人,其中有不少人說廣東話;當地也有賣‘廣東炒飯’,但和我們平常見到的不同,會在炒飯中放更多油。我住在當地人的家裡時,都會和他們作飲食文化上的‘交換’——例如早上我會吃麵,他們喝咖啡,後來他們也開始嘗試吃麵。當地人對亞洲的認識不多,在當地我會擔當旅遊大使,推廣澳門的世界文化遺產,讓他們知道澳門是一個可愛的地方,有自己獨特的文化。”

感受多元文化

        Joan加入UNESCO文化保育部門後,首先進行了一系列的線上培訓,包括安全知識、男女平等、國籍平等、機密保障管理等。她說:“我的第一個任務是翻譯文件‘Presentation 1980 SoA Costa Rica’,將英文翻譯為西班牙文,有一定難度,但也因此學會了很多新的生字、用法和專業術語。之後我也做了整理小冊子的工作,要研讀不同公約的資料,又學做設計,把資料匯成幾頁的小冊子,在不同的中美洲國家發佈,讓我覺得很有成功感。”

為籌備“原住民電影夜”,Joan兩天內和同事一起看了一百多部原住民電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9年是“國際土著語言年”,Joan搜集了有關中美洲的土著居民數據,如領土範圍、留守土著人數、土著說母語的人數、土語滅絕數量……經過搜集工作,Joan說原來中美洲還有很多土著語言:“如危地馬拉就有22種土著語言,以我所知有些地方還會用叫聲去傳遞訊息,我寫了數份有關土著語言的報告。當地很多人已使用西班牙語,原住民語言已慢慢沒落,為了加強語言的文化保育,當地還設有使用原住民語言的醫院,實行雙語系的方式,令人關注語言的文化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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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舉辦的展覽“¿Qué llevabas puesto?”(當時我穿什麼衣服),讓Joan了解到中美洲的男女不平等狀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實習期間,Joan參與了UNESCO舉行的原住民電影夜,令她非常難忘,因她和同事日以繼夜地在兩日內看了一百多部原住民電影:“雖然電影都以短片為主,但因為同事不會西班牙文,所以要翻譯給他們聽。那時上班在看,下班也在看,篩選出來的電影交給西班牙文化協會評核,最後選出了七部電影對外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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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了防止性別暴力遊行的Joan,登上了UNESCO的Semanario Universidad頭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Joan也感受到當地兩性的不平等,女性被男性侵犯或遭受性騷擾行為後,總是會批判女性不檢點,衣著暴露引人犯罪。Joan參加了 UNESCO舉辦的展覽“¿Qué llevabas puesto?”(當時我穿什麼衣服),展覽展出了男性對女生做出淫穢行為時女性所穿的衣服,那些衣服都是再平常不過的穿著。她體會到,原來中美洲的男女不平等狀況十分嚴重。後來,她有機會和UNESCO一起參與了防止性別暴力遊行,隔天還登上了UNESCO的Semanario Universidad頭版。她指UNESCO也在2030年的議程中定下了目標,希望推動世界做到兩性平等。

擁抱自然,挑戰自我

      哥斯達黎加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Joan本身對大自然非常熱愛,她趁著工餘時間到各地旅遊,也當起保育義工,跟著當地團體去淨灘。Joan說:“當地的海龜有幾千萬隻,但有很多都遭到被塑膠吸管插喉而死亡。淨灘最大規模一次是有五輛遊覽車的義工,短時間內隨手便可撿獲超過一百公斤的垃圾,垃圾主要都是塑膠,很多垃圾都是從海裡飄來。撿垃圾雖‘治標不治本’,但我認為至少在局部上有幫助,也可以增加大眾對使用一次性垃圾危害的重視。當地對環保比較注重,社區裡大多都不用塑膠吸管,或是用竹吸管代替;還會用回收的樽蓋在海灘上建路,讓殘疾人士都可以行沙灘;也有回收1.5升膠水樽作為建材,塑膠有不同顏色,還起到裝飾作用。相比當地,我認為無論是環保教育還是措施上,澳門都應該要更著重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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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餘時間Joan會當保育義工,跟著當地團體淨灘。(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哥斯達黎加,Joan遊歷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她爬上了哥斯達黎加的最高峰——奇里波峰(Chirripó)。她回憶說難忘山路難行:“哥斯達黎加的雨季下雨時間很長,那時適逢雨季,於是我們凌晨三點摸黑上山,希望能有一絲機會看到日出,雖然最後還是看不到,但看見一絲曙光已經覺得很興奮。在雨季雖然很少人去爬山,可是也會有在雨季才看到的瀑布風景,我還帶了澳門特區區旗到山上舉著拍照留念,爬山全程花了十幾小時,下山時已經天黑了,黑到連旅館都關門了,但卻是一次很值得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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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登上了哥斯達黎加的最高峰——奇里波峰(Chirripó)

        Joan常常會到野外露營,她曾在海邊露營,遇到海龜經過帳棚外,並親眼看到了海龜生蛋的過程;也曾看過樹懶在路邊電線桿爬行、透明的藍腳青蛙、毒蛇、蟬脫殼,看盡了許多在亞洲看不見的動物。

        除了將美景盡收眼底之外,Joan也喜歡用畫筆作記錄,在當地取材,以動物、植物作畫。在離開前的最後一個月,她在哥斯達黎加舉辦了人生第一個水彩畫展。經過這一年,Joan坦言獲益良多:“我認為人生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我常常覺得自己不行,但經歷了這一年,我相信我都可以,我創造了自己的價值。”

放眼世界,樂於探索——專訪UNESCO實習計劃人員黃梓然

        為了讓澳門青年拓展國際視野,從工作歷練中促進專業成長,澳門人才發展委員會與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讓澳門青年有機會走向世界,前往國際組織工作學習。2018年,黃梓然(Gloria)獲選為實習人員,遠赴烏拉圭的蒙特維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實習,負責發展、科學與文化範疇的工作,為期一年。2019年9月,黃梓然再次獲選為新一輪計劃的實習生,並於11月啟程到古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負責線上文化平台管理範疇的工作。由南美再到中美,Gloria展開人生的新旅程,不斷挑戰自我,豐富人生閱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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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於2018年與2019年分別到烏拉圭的蒙特維多與古巴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實習

跳出舒適圈探索世界

        Gloria是一位熱愛西班牙語的女生,她曾到西班牙學習西班牙語,當得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能到南美烏拉圭的蒙特維多實習,她便決定參加。她說:“參與實習計劃可以讓我跳出舒適圈,抱著開放態度去學習。南美很多國家都使用西班牙語,是一個能很好地練習講西班牙語的機會,不同地區市民的用語有很大的分別,到了南美後,學到很多當地用語,也有鍛煉了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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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在南美與UNESCO辦事處的同事一起互補分工合作,完成了一個又一個項目。(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南美是一個和澳門截然不同的地方,Gloria出發前也做了不少準備:“雖然烏拉圭被稱為‘南美的瑞士’,但畢竟是第一次到南美,最擔心的仍然是安全問題,因新聞上不時會有一些地區治安不好的報道,自己心中亦會多了幾分警惕。烏拉圭沒有太多的外國人,亞洲面孔較少,但總體來說當地人還是十分友善。熱心的當地人會叮嚀我哪些地方需要小心,不要獨自前往。一、兩個月後,我逐漸熟悉和適應了當地環境,已經清楚有哪些舊區是晚上不能前往的,自己日常也要有安全意識,保持警醒,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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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到訪世界文化遺產Colonia de Sacramento。(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和UNESCO同事互學互補

        Gloria笑言到了烏拉圭後,自己彷彿成為了“澳門旅遊大使”:“當地人接觸到澳門人的機會很少,當我向UNESCO的同事自我介紹時,他們也不太清楚澳門在哪裡,於是我像旅遊大使一樣,和他們解釋澳門的文化和歷史。大家在文化上真誠交流,這對我來說尤其特別和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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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一年一度的嘉年華狂歡節,感受當地文化。(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Gloria所在的蒙特維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主要負責烏拉圭、阿根廷、巴拉圭、智利與巴西等多國事務。Gloria加入了負責科學範疇的部門,協助處理不同項目:“UNESCO有很多計劃,我在其中負責資料蒐集,也會負責一些小項目。如在2019年,UNESCO的主題是原住民語言,我做了一個關於南美原住民語言分佈的項目,分析在烏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的原住民語言。擔任項目工作,既讓我學到不同的知識,亦令我收穫完成項目時的成就感。另一樣讓我感到很有成就感的,就是和同事一起籌組活動。當時有一個關於巴拉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動,邀請了不同嘉賓輪流上台交流,分別對在教育、農業、旅遊和創意產業領域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可能性、青年在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色等方面進行討論,整個活動都是我和其他三位同事合力籌備,那份滿足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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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一年一度的農場節,觀看動物秀。(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和各國UNESCO辦事處的同事合作,Gloria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同事們都很友善,有構思時都可以提出,大家都同心協力去做好每件事。是次實習計劃不單是人才發展委員會和澳門基金會給予的機會,亦是通過UNESCO的選擇對我們的肯定。和UNESCO同事一起互相學習、互補工作,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價值。”

開拓眼界,深度認識南美文化

        透過這次實習機會,Gloria更加深入認識了南美文化。Gloria表示南美有很多少數民族和原住民文化,值得社會共同關注:“UNESCO關注面臨消失危機的民族和文化,希望喚起人們的關注。其中有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令我印象深刻,它是一種在奴隸貿易時期來到南美的非洲音樂和原住民文化結合而成的鼓類音樂,在每年二月的嘉年華裡都有表演。我在南美也接觸了很多手工藝品的創作,例如當地的服飾,上面的圖案都很有意思。我學習到社會雖然不斷進步,但應要飲水思源,珍惜自己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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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在烏拉圭最長海岸(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Gloria在烏拉圭度過了第一個夏季聖誕,也挑戰了很多人生第一次。她會趁放假時周遊列國,亦因此體驗了許多難忘的經歷:“有一次我和朋友到阿根廷爬山,我們從凌晨四、五點出發,一直行到晚上七、八點。旅程中一些路段我們需要徒手爬上去,也走了很多看起來不像路的路,途中彷佛經歷了一年四季。但當跨過山頂時,覺得這一切都值得。那次對自己來說是一次很難忘的體驗,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還有一次,我和同事踩單車出遊,沿途路況不佳,我們踩了好幾個小時終於到達目的地自然郊野公園,那裡的動物隨處可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己親眼看到一隻羊媽媽生出兩隻小羊的經過,見證了小生命誕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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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在郊野公園親眼見證小生命誕生的過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9年,Gloria再次獲選成為UNESCO實習計劃實習生,並於11月前往古巴UNESCO當地辦事處,負責線上文化平台管理範疇的工作。她希望藉此深入認識中美洲文化:“我知道西班牙、南美、中美的西班牙語口音、當地文化都不盡相同,因此很想親身去學習了解。這次的實習地在生活習慣上很不同,因為我知道例如古巴的互聯網使用沒有那麼方便,需要購買網卡和到特定地點上網等,出發前都會做好心理準備,預期不能像在澳門那樣通訊方便。我相信自己要學習去忍耐和適應不能常用手機找資訊,或許這樣可以鍛煉到不靠電子設備的求生技能。去體驗當地生活與純粹的旅遊不同,所以我會好好珍惜這一年的機會,因親身體驗而累積得到的人生經驗是無價的。”

守護小城的“蟻俠”——專訪昆蟲生態學者梁志文

      2017年,我們報道過台灣大學昆蟲學碩士生梁志文的故事(備註:此處可加此前報道鏈接),介紹了這位澳門學子如何愛上研究“冷門科學”和立志成為一位昆蟲學家。未幾,他在青洲山發現新物種“澳門細蟻”一事被廣泛報道,獲媒體冠以“澳門蟻俠”的稱號。後來,他在開展新研究項目時遇到經濟困難,決定發起眾籌計劃,此計劃雖得到大眾支持,推出短短一日已達標,但這也彷彿預視著他的研究之路並不好走……

      梁志文坦言,從事研究工作至今曾遇到各種不同困難,由於欠缺穩定收入,對家人感到愧疚,曾一度想過放棄,直至後來在各方協助和支持下,最後才堅持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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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文醉心昆蟲研究工作

      梁志文目前正攻讀香港大學生物科學學院博士學位,從事都市生態學和生物多樣性的研究項目,亦積極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參與國際性的科學研討會,緊貼和追蹤全球關注的生態熱話。此外,他創立了澳門昆蟲學會,致力推廣昆蟲教育,培育從小關心自然環境的下一代。展望未來,他希望完成學業後,能在澳門找到專業對口(從事生物多樣性和都市生態學)的教職工作,發揮所長,貢獻社會。

 

立足本土,面向國際

      長久以來,澳門缺乏昆蟲研究學者,社會大眾對相關研究成果亦欠缺重視與支持。2018年,在台大完成昆蟲學碩士學位的梁志文有意回澳發展,想繼續從事研究工作,卻遇到重重困難。他表示:“當時從台灣回來真的很徬徨,可以用‘走投無路’來形容自己,記得當時經濟十分拮据,銀行存款只有萬多元,而且要償還教青局的貸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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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洲山上先後發現“澳門細蟻”、“澳門麥羅甲蟎”和“澳門青洲山大翼甲蟎”。(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由於遇到經濟困難,梁志文在開展新研究項目時,決定通過眾籌方式,以期支撐研究經費。在大眾踴躍支持下,他合理運用這筆資源繼續進行研究,並在青洲山上意外發現兩種澳門獨有的昆蟲新品種——“澳門麥羅甲蟎”和“澳門青洲山大翼甲蟎”,喜出望外,亦增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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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都市生態學和生物多樣性的研究項目(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就在此時,梁志文卻要面對一個重要的人生抉擇,“我收到一個來自日本的邀請,可在當地大學從事研究螞蟻分類學,能申請獎學金,不用擔心研究經費和生活費。另一方面,由於澳門基金會、高等教育局(前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一直關注我的情況,他們了解到我很想留在澳門,從事與澳門相關研究項目,便提議我申請入讀港大生物科學學院。兩者比較下,我最後選擇了不去日本。在此我想衷心感謝各方支持,例如協助撰寫推薦信等,讓我能順利入讀港大,可重啟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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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做野外調研工作(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梁志文成為港大博士生後,也遇到了不少考驗和挑戰,他說:“例如我的英文口語能力不算出色,卻要經常用英文和在實驗室裡的外國成員討論和交流科學問題。此外,還要認真規劃工作的時間,例如我要開展的一個關於熱島效應的研究項目,要測量澳門螞蟻物種的耐熱程度[1],從而了解澳門物種多樣性,因此我一周會有三日在澳門,做野外調研工作,另外四日則留在香港,專心做樣本分析和研究。由2018年11月入學至今,我對自己的研究進度尚算滿意。”梁志文與我們分享了另一好消息,早前他的一篇研究東亞螞蟻生物多樣性的論文被刊登在國際動物分類學期刊Zootaxa上,並有幸得到外國科學媒體 Myrmecological News的關注,獲大篇幅報道他的故事。“我很高興目前進行的研究與世界各國都有交集,得到不同地區的朋友留意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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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做樣本分析和研究(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推廣科普,關注保育

      除了專注研究和學業外,梁志文一直致力從事昆蟲教育的推廣工作,將自己所學到的知識傳授給年輕新一代。自獲封“澳門蟻俠”後,他經常獲不同單位邀請舉辦講座或工作坊,在一次入校的講座中,觸發了他想成立社團的想法。“有一位小學常識科老師跟我說,現實生活中有很多昆蟲,但現有的教科書沒有涵蓋到,大家分不清哪些是益蟲害蟲而胡亂消滅。我開始意識到昆蟲教育的推廣工作任重道遠,於是便決定成立澳門昆蟲學會,希望可以團結一班有心人,向市民推廣昆蟲多樣性和生態學,目標是拯救所有無辜被害的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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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文致力推廣昆蟲教育,培育從小關心自然環境的下一代。(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談到協會正開展的工作,梁志文表示:“為讓更多本地人了解昆蟲是最高多樣性的類群,我們正計劃推出一本昆蟲圖鑑,想透過圖文並茂的形式深入介紹在澳門能見到的兩百種昆蟲,希望此圖鑑能盡快出版。另外,澳門插畫師協會亦計劃推出繪本《青洲山寶藏》,以繪本故事形式記錄我在青洲山上發現新物種的故事,澳門昆蟲學會亦會全力配合和支持,擔任資料校正和顧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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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文關心城市化對生態環境構成的影響(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梁志文表示會續以澳門昆蟲學會會長的身份,關心城市化對生態環境構成的影響,多為社會建言獻策,呼籲政府和市民在保育自然環境上共同獻力。他說:“這兩年間,我在青洲山上發現了三種澳門獨有的昆蟲,足見青洲山是一座寶山。但我留意到城規會今年五月舉行的會議,其中一幅規劃圖草案要在青洲山附近興建50米高的大廈,令人擔心青洲山的生態環境受影響,而且參與這次會議並沒有環境部門,故此我已向當局反映。綜觀當下青洲山近年出現各種亂象,對昆蟲多樣性直接造成影響,希望政府未來加強重視青洲山保育,多投放資源探討平衡生態發展的重要性和可持續性。”

 

實現目標,持之以恆

      2019年6月,梁志文獲學校推薦參加由GUBIC(Global Urban Biological Invasion Consortium,全球城市生物入侵聯盟)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研討會,與來自世界各地專家學者討論和研究當前全球關注的生態議題。他說:“其中一個我們關注到的話題是,各地城市正受越來越多入侵生物的困擾。澳門亦未能幸免,例如在澳大可採集到不少紅火蟻,如果任由牠們無節制繁殖和擴散,一定程度加大了那裡生態和生物多樣性平衡受到影響的風險。我們在研討會上找到明確結論,就是要想辦法去解決,因此未來我會和專家們繼續就有關議題進行深入研究,期望加強不同城市的聯繫而堵絕有害生物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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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文獲學校推薦參加由GUBIC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研討會(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談到未來發展計劃,梁志文表示完成四年博士班後,他希望能留在澳門發展,“我覺得這城市需要一個昆蟲學家,這裡有很多新物種等待我去發現,也需要我做好橋樑的角色,例如與來自世界各地專家合作,共同為這些新物種出謀獻策,合力發表研究成果。我亦很希望將自己在台灣和香港所學到的知識帶回澳門,可用於研究外,亦希望可在推廣科普教育工作上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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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文呼籲各界重視“冷門科學”研究

      目前,“冷門科學”仍未被社會廣泛重視,對於有意學習或研究的年輕人,梁志文給予他們的建議是,要實現目標從來不易,只能靠持之以恆的決心,“以我為例,我以前是個宅男,喜歡打機,不太喜歡和別人接觸。直至後來開始做‘冷門科學’研究工作,令我的性格徹底改變了,無論是處事或待人接物方面都變得更加積極!但研究之路從不易走,要捱過很多‘金錢誘惑’和‘精神折磨’,但如果撫心自問,研究工作是自己想堅持的夢想,那就不要輕易放棄。還有就是不要想得太悲觀,例如相對於熱門科學,搞冷門科學的人較少,較容易找到研究的缺口,從而不斷突破。因此,希望社會各界未來能更重視‘冷門科學’的研究成果,多投放資源,讓從事‘冷門科學’研究的本地年輕學者可專心進行研究。”

 


[1] 耐熱能力:不同物種有不同的耐熱能力,在研究上可以通過了解物種的耐熱能力而評估全球溫度上升對不同物種的影響力,這是一項應用於推測物種滅亡速度快慢的十分重要因子。全球有99%的物種由外溫動物組成,牠們的體溫會依環境溫度而改變,這些外溫動物是生態系統的基石和生產者,如消失將會致使生態系統瓦解,糧食作物受影響。

不屈不撓,自強不息——專訪澳門首位土生土長IEEE會士麥沛然

電是地球上的重要能源,既可驅動物件,亦能記載信息,用途無可限量。電機及電子工程是一門涵蓋電力、電腦、通信、訊號處理等領域的學科。電機工程涉及大能量的電力生產及輸送系統,工程師從各種途徑收集電力,電成為能量,確保為市民帶來穩定的電能;電子工程涉及處理小訊號的電子系統,工程師通過大氣電波和電路,電會作為信息,將信號解碼成文,由保安系統到日常電子產品,都屬電子工程範疇。電機及電子工程引領著社會和科技發展的步伐,與生活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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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沛然於2018年正式成為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會士,是首位土生土長澳門人獲此殊榮。

麥沛然博士是澳門大學電機及電腦工程學系教授,2009年以研發“用於多制式接收器的雙階段頻道選取技術”,為澳門取得該領域的首個美國專利權。他於2018年正式被評選為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會士,以表彰其在高效能無線通訊和微電子積體電路創新技術的卓越成就,是當中最年輕的學者之一,更是首位土生土長澳門人獲此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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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研發可“用於多制式接收器的雙階段頻道選取技術”,為澳門取得該領域的首個美國專利權。(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鍥而不捨的科研精神

就讀於慈幼中學,麥沛然很早便在科學世界的薰陶下,對電子工程方面的發展感興趣。他憶述母校一直提倡科普知識教育,學生除了要修讀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亦要學習電線接駁、機械繪圖等技能。鍾情電子工程科學的他,中學畢業後便決定到澳門大學修讀相關專業。

澳門大學電機及電腦工程學系創辦於1989年,至今已有三十年歷史。葡籍教授馬許願於1992年受邀到澳門大學科技學院任教,於1997年成為大學副校長。隨著電腦及手機廣泛應用,極大地改變了社會的日常面貌,馬許願教授將微電子知識引入澳大,以西方的教學模式和開闊思維,引導學生學習從挫折中磨練自己,親力親為發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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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沛然在2005年帶領團隊研發了雙階段頻道選取技術(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麥沛然憶述當年學校只能在停車場劃出約兩百平米的空間作工程實驗室,雖然每項研究都由零開始,要購入元件開展實驗,但同學們都各展才華,無懼辛勞。他說:“只有經歷無數失敗,才能懂得成功的喜悅。每天小小的進步,都是堅持下去的動力來源。”

麥沛然在取得學士學位後獲推薦直接攻讀博士課程,並於2006年獲得博士學位。他坦言研究過程中曾感到力不從心,但經常鞭策自己要持著不屈的精神與耐性,不斷提升實力,冀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一步步邁向國際水平。

 

帶領團隊開創新技術

在世界開發第四代流動通訊(4G)的時期,麥沛然於2005年帶領團隊研發了雙階段頻道選取技術,以經濟方便、結構簡單的電路,讓電話能以一種芯片同時滿足4G無線傳輸標準,亦能繼續支援2G及3G通訊系統。經過多年努力及在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的支持下,這項技術於2009年成功獲得美國專利,至今仍被國際大型企業廣泛引用。麥沛然認為澳門大學的科研技術絕對能與國際頂尖高校媲美:“以當年澳大的技術水平,能成功在技術層面簡化芯片設計,解決實際問題,並非取決於能力與機會,而是透過不斷反思,找出更合適的答案,務求比別人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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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沛然一直帶領著實驗團隊穩步向前

現時,麥沛然擔任著澳門大學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副主任。這所國家重點實驗室於2011年正式揭牌,成為澳門第一所工程學領域的國家級頂尖科學研究基地,在全國具有一定影響力。麥沛然感激馬許願教授多年來的支持與信任,持續投入資源讓工程團隊得以擴大發展。實驗室於芯片技術研發上至今一直保持領先地位,發表論文數目已遠超北京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頂尖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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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於2011年正式揭牌(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9年,澳大在被喻為“芯片奧林匹克”的IEEE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ISSCC)中共有8篇論文入選,成績斐然。ISSCC為電子領域最負盛名的國際學術會議,其論文遴選標準極其嚴格,同時也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水準最高的固態電路國際會議。麥沛然說:“不一定大學排名造就實驗室,也可以是實驗室成就大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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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IEEE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科研成果必須經過沉澱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專業技術組織之一,匯聚來自全球百多個國家的頂尖科學家。各國電子技術與通訊科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都在具國際權威的IEEE學術期刊中發表。作為首位澳門土生土長的IEEE會士,麥沛然亦被委任為《IEEE固態電路期刊》副編輯,與世界頂尖專家學者一起評選最具前瞻性的學術論文,標誌著澳門科學界的成就獲得世界認可。被問到在科研道路上取得成果的秘訣,他認為循序漸進、持之以恆才是致勝關鍵。智慧是一種無形資產,大學有強大的學術資源後盾,學生可以自由發展興趣專長,挑戰高風險、顛覆性的研究項目。他鼓勵學生不斷進修提升技能,保持耐性反覆實踐,在失敗中建立自信,在工作中找到樂趣,切忌一步登天,“在渴求成果前,先要問自己能付出幾多。到你邁向更成功時,你會感激當初拼命努力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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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沛然被委任為《IEEE固態電路期刊》副編輯,與世界頂尖專家學者一起評選最具前瞻性的學術論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上一代工程師將在艱辛歲月中積累的經驗薪火相傳,提升新一代工程師的學習效率。澳大模擬與混合信號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的成功,亦為澳大工程系學生開啟了機會的大門,擴闊就業和升學出路。畢業生爭相被國際研究機構、科創企業、大專院校招攬,活躍於不同的行業範疇,足跡遍佈世界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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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多功能基因檢測系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為將電子技術拓展至更廣泛的應用層面,實驗室的畢業生亦著力開發手提磁力共振及手提多功能基因檢測系統,將芯片結合生化技術,進行食物品質監控及疾病檢測,極具發展潛力。當中更有學生獲哈佛大學青睞,遠赴美國開發尖端、快速、經濟、便利的檢測儀器,為病患進行初步診斷及篩選分流,減輕醫療壓力,為世界社會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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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提磁力共振檢測系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打造智慧型城市是二十一世紀全球的發展目標,引領這一目標發展的是不斷推陳出新的電子、電腦及無綫通訊技術,亦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目前最先進和爲人熟悉的互聯網、手機、電腦、遊戲機、全球定位系統(GPS)等,均以電子微芯片作為核心,中美貿易戰的重點競爭項目亦與芯片息息相關,相關技術研發備受各國關注。澳門在未來的芯片研發技術上,將如何走得更遠?麥沛然認為,隨著越來越多青年人加入科研行業,社會要善用資源,抓緊粵港澳大灣區機遇,以澳門為教育基地集中培養專科優秀人才,為科研人員創造在澳門自由發展的空間,一展所長,造福社會。

 

“人才求精不求多,” 麥沛然表示,“只要經過深層次的培訓,發掘一枝獨秀的專才,才可以為澳門帶來發展優勢,與鄰近城市競爭,讓澳門在大灣區及國際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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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沛然期待本地加強人才培育,優化科研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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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IEEE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英語: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簡稱為IEEE)是建立於1963年1月1日的國際性電子技術與電子工程師協會,亦是世界上最大的專業技術組織之一,擁有來自175個國家的42萬會員。

除設立於美國紐約市的總部以外,亦在全球150多個國家擁有分會,並且還有35個專業學會及2個聯合會。其每年均會發表多種雜誌、學報、書籍,亦舉辦至少300次的專業會議。

目前IEEE在工業界所定義的標準有著極大的影響。

闖蕩秘魯,開闊眼界 ——專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計劃人員林嘉雯、黃君怡

      2017年,人才發展委員會與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林嘉雯和黃君怡通過重重考驗,獲選成為實習人員,遠赴秘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實習。在秘魯的一年裡,她們學習融入當地生活、學習西班牙語適應工作、走進貧民窟當義工……所見所聞,都豐富了她們的人生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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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雯( Kathy)(右三)和黃君怡(Lisa)(右四)遠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魯利馬辦事處實習。(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打開認識世界大門

      林嘉雯(Kathy),在大學時期於澳門大學修讀法律專業,畢業後留學葡萄牙,激發了她對研究葡語系國家的興趣。略懂西班牙語的她,希望能透過實習計劃提升運用西班牙語的能力,增加工作經驗,日後回饋社會。黃君怡(Lisa),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傳意、文化及資訊科技學士,對傳播學擁有濃厚興趣。Lisa毅然辭去設計工作參加實習計劃,希望能走出澳門,培養國際視野,認識更多拉丁美洲文化,建立有意義的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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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y實習的部門負責文化遺產範疇

      Kathy和Lisa結伴前往秘魯,揭開秘魯的神秘面紗。Kathy笑說:“當初我上網看完照片,幻想中的秘魯是陽光與海灘,但去到時卻正值冬天,幾個月都不會看到太陽,雲是灰色的,又大霧又冷,現在想起也覺得很好笑。”Lisa對秘魯的印象是城市發展很快:“機場附近的城市很破舊,但市中心建設城市化,也有購物中心。我們剛開始是一起住民宿,住屋條件方面還是不錯的。”提到如何在陌生國度注意安全問題,Lisa坦言:“我們出發前對安全方面是有憂慮的。到達當地後,同事們都會熱心給我們各種建議,如提醒我們需要乘坐的士時,不要在街上隨意攔截,通過打電話叫的士會更安全。因為試過很多的士司機會載人到荒山野嶺犯案,特別是女生比較危險。除此使用電召的士外,出行結伴同行、避免獨自出行或獨自夜歸等,都能減少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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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實習的部門負責傳播項目

      到埗後,Kathy和Lisa感到最大的挑戰便是“語言關”。但語言是和世界連結的最基本橋樑,她們也加倍努力學習西班牙語以適應新環境。Lisa自小接觸西班牙語,但到了秘魯才發現秘魯人說的西班牙語有當地的說法和用詞,花了一段時間才調適過來。略懂西班牙語的Kathy笑說,初時Lisa就像是自己的隨身小詞典:“開頭的兩個月感覺‘很挫折’。我的西班牙語是在西班牙學的,秘魯的西班牙語擁有當地語言習慣,我大多都不懂,一開始時只能靠Lisa當我的耳和眼。每天都問她‘這是什麼?那是什麼?’我會一邊記下來一邊學習。剛開始因為語言不通,就連和同事去吃飯一句都聽不懂,溝通不了,他們都覺得我很安靜不說話。後來我開始去上西班牙語課,直到三、四個月後,逐漸習慣了、聽得懂了,對在UNESCO的項目也熟悉了。令人安慰的是,就算當地人聽得出我的西班牙語是外國人口音,亦從來都沒有人笑我,他們反而覺得我這麼遠來到他們的國家學習,很尊重我,我覺得這個觀念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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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左一)和Kathy(右一)和UNESCO同事關係融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UNESCO的鍛煉和實踐

      Kathy和Lisa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位處秘魯利馬辦事處的不同部門實習。Kathy實習的部門負責文化遺產範疇,她的工作除了涵蓋文化遺產相關項目,還有機會接觸當地政府其他部門及聯合國其他機構的合作和聯絡,包括性別包容、種族平等、言論自由、可持續發展等議題的工作。她表示,每一項工作都和文化保護及人文發展息息相關,這些議題很值得每個人深入思考。她介紹道,自己的日常工作包括準備工作坊、會議文件、有關秘魯文化的資料搜集、英文及西班牙文翻譯等等,協助部門開展活動及工作。Kathy說,工作令自己對文化遺產有更深的理解。她印象中最深刻的工作是初到埗時跟進的項目,“剛進部門,上司便讓我跟進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資料全是西班牙文,那時的我,西班牙文也不太懂,且我剛到埗,連那樣東西是怎樣的都不太了解。上司便給我聯絡方式,讓我自己去想活動內容、形式,邀請甚麼人等等。雖然項目在回澳時還在籌集資金的階段,可是上司每次到當地開會時,都會帶著我的計劃書去籌集資金,令我覺得很有成就感。而且,我深深體會到當地人會為自己的文化遺產感到自豪,他們很熟悉自己國家的文化遺產,待其猶如自己的寶物,當地政府也採取完善的措施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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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y在西班牙語課堂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與Kathy不同,Lisa所在的實習部門負責傳播項目。她表示,通過實習,自己更加了解UNESCO的運作,以及其如何透過與當地政府和機構合作,幫助當地社區向可持續發展目標發展。Lisa說,自己所在部門較多與其他部門,如文化、教育、科技等合作。她與部門同事緊密合作,主力負責宣傳和記錄工作,包括對外信息發佈,如網站、社交媒體、當地媒體等平台的信息發佈;協助籌辦活動,提供活動支持,如攝影、設計宣傳物料及出版物等等;她還會通過跨部門合作,與其他部門一同拍攝影片等。Lisa說自己最有成功感的項目,是負責藝術慈善拍賣活動, “我們幫忙組織活動,設計型錄、海報等宣傳物料,而且還需要接觸不同部門和不同範疇的人,親力親為與團隊合作舉辦一個活動,很有成功感。”Lisa也難忘與上司及同事關係融洽,“有次我們部門到市中心電台做節目,剛好那時有新實習生加入,上司便主動當起導遊,為我們介紹景點和歷史,大家的關係都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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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宣傳世界廣播日,Lisa和同事一起採訪女體育記者,探討體育中的性別議題。(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走進貧民窟體會人生百貌

      離開發達的城市,深入山區往往會體會到世界的另一種面貌。UNESCO在秘魯有不少援助項目,Kathy和Lisa不時會當義工探訪,幫助當地人建屋,體驗他們的生活。Lisa說:“如果你不走出城市的泡泡,是不會看見這樣的情況。住在那裡(貧民窟)的人,得不到政府支持,只能靠自己和組織幫忙。他們會很好奇我們從哪裡來,我和當地的一位媽媽聊天,她說因為住得偏僻,女兒每天要五點多起來,行一小時下山去坐巴士,他們有些學生甚至上完課還要打工幫補家計。我想到我們生活的地方很方便就能坐巴士,也不需要像他們那麼年輕就出來捱苦,就覺得自己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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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y和Lisa與當地非牟利機構到貧民窟為居民建造房子(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Kathy表示,自己實地看見當地的景況,對自身也有所反思,減少了很多對物質的追求。她說:“聖誕節時,我們去貧民窟做義工,和他們一起開派對,喝熱巧克力、吃蛋糕。我記得有一位小朋友說想要一張床做聖誕禮物,我對此印象深刻,因為我覺得一張床不是一個小朋友想要用來做聖誕禮物的一樣東西。在貧民窟裡,看見他們沒水沒電,只有一張床褥在地上,但他們一樣生活;當看見小朋友在路邊行乞,會想著他們那樣的年紀本應在學校的。在當地體驗了很多,經過反思後,現在覺得自己對物質的追求少了很多。其實很多物質都不是必需,那些物質可以幫到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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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澳門女孩在建造房子的過程中明白到幸福並非必然(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開拓視野,了解世情

      經過一年的實習體驗,Kathy和Lisa最大體會是擴闊了視野,也改變了對世界的看法。Kathy認為:“我覺得自己的眼界和國際視野開闊了,會更多地留意世界的訊息新聞。而且自己體會到不同種族和文化之間的共融,因當地有很多華人,他們都已經很好地融入了當地,有小朋友也曾和我說,‘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中國人同學’。未來希望自己能做一些澳門、拉丁美洲和葡語系國家之間,關於文化和文化保育方面的事情,亦希望把自己的法學經驗學以致用,從事文化保育立法相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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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y參與聯合國性別平等及女性自我保護的培訓課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Lisa則表示學習到秘魯人民的生活態度:“他們是如果想做一些事,會勇於去表達自己的意見。我希望其他人也有這個機會去體驗,因為拉丁美洲擁有很不同的生活方式。未來,我希望有機會讓澳門和秘魯等拉丁美洲國家合作,促進互相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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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合國日,Lisa和其他組織人員一同慶祝聯合國成立72週年紀念日。(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9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仍將繼續舉行,報名日期將在人才發展委員會網站、微信公眾號及Facebook專頁公佈,敬請關注。

 

遠赴非洲 挑戰自我 ──專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計劃人員余玉儀、陸婉華

      2017年,人才發展委員會與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余玉儀和陸婉華獲選成為實習人員,遠赴非洲的莫桑比克和喀麥隆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實習,為期一年。在這一年中,她們體驗了各種苦與樂,跨過那些語言不通、生病、被搶劫等等的困境。一個女生在異鄉堅持奮鬥,都是為了這個能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難得的實習機會。一年裡的成長和蛻變,都是由一點一滴的堅持、一個個無悔的選擇和甘之如飴的回憶所累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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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玉儀到莫桑比克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計劃,從事項目協調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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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婉華到喀麥隆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計劃,參與社會及人文科學項目相關工作。

 

 

飛向未知的世界

 

      成功獲選為實習人員後,余玉儀到莫桑比克參與項目協調相關工作,陸婉華到喀麥隆參與教育相關的政府項目協調工作。原可在畢業後於澳門選擇舒適無憂的工作和生活,兩位女生為何會想參加這個實習計劃呢?玉儀是比利時魯汶大學歐亞關係研究碩士,她表示高中時看到宣明會的影片,留下了深刻印象,自己一直都想到非洲看看,冀增加人生閱歷。婉華本來便對社會人文科學有興趣,碩士在英國愛丁堡大學修讀犯罪學和刑事司法,碩士畢業後到非洲三個國家當了半年的短期義工,她形容自己對非洲有很深的情義結,希望能學以致用為有需要的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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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儀到莫桑比克最北部省份Cabo Delgado的一個社區,評估成人識字班的成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一個女生飛到非洲實習一年並非想像中那麼容易。玉儀笑說,出發前上網找資料看見莫桑比克是全球第七窮的國家,不禁恐慌起來:“上網搜尋都是華人被殺、被搶劫等新聞,也非常擔心疾病和物資問題。出發前我們打了很多預防針,因為非洲常見霍亂、黃熱病、瘧疾等等足以致命的疾病,要做好充足預防措施。我最怕的是瘧疾,但預防藥的副作用很大,會常作惡夢、嘔心等等。幸得媽媽的鼓勵,因為知道機會難逢,所以本著只要安全回來就好的決心出發。”初到莫桑比克的玉儀,對這個國家最初的印象,是機場附近沿路破敗的黃泥屋、樹棚屋,後來發現市中心相對發達和城市化,會有連鎖快餐店、商場等。本來以為要過水井打水生活的玉儀,形容自己看見水龍頭有水時覺得感動萬分。但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乾淨的水資源在莫桑比克十分寶貴,玉儀更曾遇過整個首都斷水幾個月,靠儲水過活的日子,“偶爾恢復供水,但水也是污濁的,刷牙時會聞到水有生鏽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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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最美的景觀之一的Bazaruto島,擁抱印度洋也成玉儀的樂趣。(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相比起玉儀,婉華到達的喀麥隆生活條件要差得多,她說:“機場周圍都是黑暗的,以為到市中心會變好,結果整個城市都一樣,到處都是坑坑窪窪的泥路,結構簡陋的房子。食水資源很珍貴,我們要將食用水煲完後再反覆過濾才可以喝。雖然之前到過非洲不同國家,但是這是我去過最落後的地方。一開始很不習慣,只能努力叫自己熬下去,頭三個月用了很多時間適應。那時候每天的行程就是工作和回家,因當地治安環境不太好,到街上走幾分鐘的路都很怕被人搶電話,直到後來回澳,好一段時間我在街上拿出電話都會小心翼翼。”玉儀表示,在莫桑比克也有類似的搶劫案頻繁發生的治安問題,出門都需要小心財物不要露白。她笑說自己也像婉華一樣,回澳後會提醒媽媽不要在街上拿出電話。

 

 

披荊斬棘克困境

 

         身處陌生的環境,玉儀和婉華每天都像面對著不同的挫折難關一樣。最大的挫折,便是她們剛到埗時的 “又聾又啞”狀態。UNESCO駐莫桑比克辦事處使用的辦公語言為葡文,駐喀麥隆辦事處使用的辦公語言為法文,一句葡文也不懂的玉儀和不諳法文的婉華,各自在工作上遇到了不同的挫折,生活瑣事也一團亂,她們都因此而哭過不少次。玉儀說:“要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工作,更要自己處理生活雜事,如找房子,辦水、電等等,也沒有朋友在身邊,覺得很孤獨。我試過用高壓煲煮熱湯,結果高壓煲爆炸,燙到手都脫皮,晚上又癢又痛睡不著,那時很不開心,不懂為什麼要把自己搞成這樣,但後來撐了下來,想著既然選擇了開始,只能熬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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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華穿著非洲燙布衣服到訪喀麥隆西部(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婉華也遭遇了留下陰影的大難關,她曾試過被當地人搶劫,更不幸受傷,當時家人都很擔心,想讓她盡快回家,她說:“家人很擔心想叫我回家,但我覺得這不是回家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且那時工作剛剛上手,我不甘心就這樣放棄了難得的機會。事情已發生,怎麼走出來也是只能靠自己。我覺得來到第三世界國家,知道風險一定會有,但其實去哪裡都會發生意外。我學到的事情,認識到的人,遠大於這件小壞事。如果再選一次,即使這事再發生,我仍寧願選擇到這個地方,去經歷這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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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華在黑猩猩庇護所,和猩猩近距離觸。(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對於艱難的困境,玉儀和婉華都選擇了拍拍身上的泥土再次爬起來迎戰。她們花了很大的努力學習語言,務求讓自己能盡快適應工作,擺脫又聾又啞的無助狀態。婉華一開始靠著懂法文的室友帶著生活,但不懂法文始終很難投入工作,試過開會開了幾小時都聽不懂,沮喪得哭了好幾次。後來,玉儀和婉華都請了私人補習老師,堅持每天都學習語言。玉儀提到自己那段時間每天下班都會學兩小時葡文, 她說:“工作會議都使用葡文,一開始根本聽不懂同事們在講甚麼,但這個狀態大概只維持了三個月,因為堅持學下來,學了三個多月就已經能聽得懂工作會議的內容,會用葡文寫報告,我覺得環境很重要。”

 

籌組項目獲成功感

 

      在UNESCO實習的她們,大大開闊了眼界。玉儀是UNESCO駐莫桑比克辦公室裡最年輕的一員,負責UNESCO和聯合國各部門間的協調,辦公室不同項目的跟進和評估(Programm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協助組織各類的教育文化活動,國際日慶典及大型會議,同時兼任UNESCO傳訊工作,負責撰寫新聞稿,發佈各類報告及文章,拍攝不同活動情況,聯絡媒體、政府部門及NGO(非政府組織)、聯合國不同部門同事及其他企業合作夥伴,以及管理社交媒體等等。工作繁忙得每天都要加班的她,會跟著文化項目經理出差,到世界遺產地方大會修訂保護遺產的方案;到農村看項目實行情況和採訪;代表辦公室與聯合國其他部門開會,如聯合國人權小組、聯合國傳訊小組、教育小組等等,撰寫報告和新聞稿等等。她說最後半年在UNESCO的日子,主要實行了兩個關於宣傳新聞自由的項目,加強40名莫桑比克法官和司法人員對於新聞自由和保護記者的知識。工作雖然繁重,但她獲得了滿滿的經驗值。說到這裡,玉儀露出了滿足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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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儀和上司的合照。玉儀有份策劃的工作坊,加深了莫桑比克法官和司法人員對於新聞自由和保護記者的知識。(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婉華在UNESCO社會人文科學部門負責從事與教育有關的政府項目協調工作,從社會學角度推動當地與青少年有關的項目。她說:“因為非洲缺乏機遇,很多青少年無法接受教育,衍生了很多青少年社會問題。我在一開始工作時便需要設計能落地的活動項目,協助上司籌措活動所需資金,十分具有挑戰性。我邊寫邊學習如何設計活動項目,找了許多資料深入研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其中一個項目,是幫助當地推進教育普及的項目,我透過參考網上課程如MOOC的形式,結合當地情況和資金籌措的要求,不斷修改,最終構思了一個計劃。當時有五個不同功能部門提交了關於這個項目的計劃,但最後上司選擇了我的計劃代表整個辦公室交出去,而且最後得到了成員國的資金支持。雖然計劃在我離開之前還沒實行,但也覺得備受肯定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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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華在辦公室和同事的最後一天聚會(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帶走的美好回憶

       雖然工作辛苦,但玉儀和婉華都捨不得在非洲的一切美好回憶。玉儀說如果用“坎坷”來形容頭半年過得很窘迫的日子,那“享受”是她後半年最大的感受。在適應了工作和生活節奏後,她開始享受在非洲的生活:“最感恩的是我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例如很照顧我的辦公室同事,為了我們安全經常載我們的牧師司機,在醫院住院時很熱心來詢問我想吃甚麼的護士和廚師。後來我開始去遊樂,去音樂節、逛博物館、和朋友開派對,周末會去南非看動物。從莫桑比克到南非,只要開三小時車就可以到達全南非最大的自然郊野公園,後來還跟朋友遊歷了很多地方,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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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儀深入到坦桑尼亞馬賽人的村落了解當地人的文化和風俗,

在馬賽人傳統中,房子是由女人用牛糞與水泥混合建造而成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要數在喀麥隆參與過的項目中最喜歡的,婉華覺得是三.八婦女節的大型遊行項目。她說:“在喀麥隆,一般都要買布料和找裁縫做衣服。每年三.八婦女節,喀麥隆都會推出兩款同款不同色的布料。2017年的布料全賣斷貨,幸好聯合國辦公室替我們預訂,然後找來裁縫量身訂造。最後我穿著這條裙子成為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員參加遊行,心情很激動。活動展現了女性裁縫別出心裁的設計,也推動了婦女的經濟收入,是真正的大大推廣了女性賦權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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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婦女節的大型遊行,婉華與眾人穿上同款布料不同設計的衣服。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一年來的經歷讓玉儀和婉華都成長了不少,玉儀說:“非常幸運能參加計劃,我覺得自己堅強和獨立了,對聯合國和非洲的認識加深了,對事情的態度也更加開放。我認為澳門若想成為國際都市,不能不去參與國際發展和援助這類型的事務。我自己未來亦希望能出一份力連接中國和葡語系國家,以教育培養造福社會的人才,這無論在非洲或澳門都很需要。” 婉華說自己以前也是不關心社會的人,但出走世界後改變了很多:“在澳門生活太安穩,我以前不關心外面的事,但到外地以後,發現平時抱怨的事其實很小,因為在外面再差的都遇過,也體驗到自己能做的事其實也可以很多。未來希望自己可以向NGO方向發展,成為澳門青年與國際事務的連接橋樑,善用學到的社會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及在UNESCO的經驗,研究如何將對澳門社會有用的社科人文研究成果變成具體方針政策,將其實踐,回饋社會。”

 

      2019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仍將繼續舉行,報名日期將在人才發展委員會網站、微信公眾號及Facebook專頁公佈,敬請關注。

勇於嘗試,敢於挑戰 核子物理學博士梁露茜

          梁露茜(Lucy),是一位核子物理學博士,現居於法國從事核檢測的工作。那聽來“遙不可及”的頭銜和工作領域,讓人不禁想像Lucy一定是位天資聰穎、能人所不能的人,才有如此卓越的成就。但其實Lucy不是資優生,她也曾成績差、留級,甚至考過零分。
   18歲的她隻身到法國求學,從開始讀法文,到讀室內設計,再突然中途重考物理學系,Lucy都和其他人一樣,有著失敗和迷惘的過程,但她敢於嘗試,勇於挑戰自我的精神,讓她排除萬難,找到人生方向,如今成為一位核檢測方面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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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露茜排除萬難,成為一位核檢測方面的專業人士。
 
玉不琢,不成器
Lucy可能不夠別人聰明,但她一定比別人努力。小學時她考過“尾二”,留過級、也曾考過零分。她的人生轉折點是在初中時遇上一位懂得發現“瑰寶”的老師,這位老師從此改變了Lucy。
   她憶述:“我記得在聖若瑟中學讀書時有一位劉老師。有一次我在空閒時間預習了化學,第二天上課老師問問題,我打開書卻不敢作聲,老師看到我有預習於是讓我回答,我回答以後被老師稱讚說‘你好厲害,你好乖,而且有預習。’我從小到大都沒被人讚過乖,那一刻真的很開心。自此每一天為了要讓老師誇讚,我會預習全部科目,後來發現其實也不是花很多時間。也因為平時有下功夫,考試也不用怎麼溫習。初中時我考了前幾名,那時除了英文只是僅僅合格外,其他科目都很高分。高中時我轉到培正中學,一開始英文考過零分,很受挫,於是決心讀好英文,每晚花上五、六小時讀到凌晨一點,最後英文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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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Lucy受邀到高美士中葡中學演講。(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那時Lucy想報讀理組,卻得不到家人和朋友支持,大家都說她肯定不行,除了哥哥。哥哥認為她可以做到,更鼓勵她堅持自我。Lucy形容自己:“我就是那種就算全世界和我說不行,我都要去做的人,因為我要用我雙眼來印證。別人說這樣很難,我也知道很難,但我覺得應該要試過才知道做不做得到。確實是有時會成功,也有時會失敗,但若果你不做,就肯定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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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會上,Lucy和學生分享求學歷程、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識。(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將勤補拙的法國求學路
   著大無畏的精神,Lucy18歲時隻身到法國求學。一開始到法語學校讀法文時,學校只有Lucy一個中國人,她說:“因為想學法文,所以才到法國求學。學校早上上半天課,下課後同學都出去玩,但我覺得自己要更努力。於是我會利用下午去複習,抄新的名詞練讀,頭一年讀法文進步很快。我本來也不懂普通話,但後來學校多了中國人,普通話是我跟中國同學邊說邊學回來的。第二年我開始讀室內設計,我覺得自己對室內設計有興趣,家人也認為我是女生應該讀設計系 ,但年半後我發現自己仍然鍾情科學。當初我想學天文方面的專業,想做研究,想做科學家,但家人很反對我重讀,所有人都不支持,大家都難以理解。到後來他們知道我心意已決才慢慢開始支持。”
   然而轉系也不是簡單填表就能做到的事。當時Lucy已經時隔三年沒有接觸理科,為了考上大學物理系,Lucy沒日沒夜地苦讀。她說:“我連中學最基本的物理知識都忘了,更何況是要用法文讀?當時我找回法國高中三年的數、理、化苦讀,用一個月時間讀三年的內容。那時我從晚上十點讀到隔天下午兩點,每天熬夜讀了一個月,只靠自己意志在撐。很記得當天早上考完試,下午我就進醫院了,但我覺得絕對值得,因為最後我以第二名的成績考進學校。”
   找到方向和目標的Lucy努力學習彌補不足,她說:“第一年讀書很辛苦,法國人讀一個小時的書,我卻要讀三個小時。別人的暑假是去玩去打工,我卻是在做實習。後來讀完核能工程碩士畢業後,之前實習公司的人告訴我有一個機會可以申請博士學位,於是讓我再去實習。本來當時已有另一個法國女生競爭,他們甚至跟我說我已經沒有機會了。但我卻很認真地實習,別人下班了我仍然在研究。後來也因為條件上的變動增加了錄取名額,也因為我做了五年實習,審批的人知道我對研究充滿熱情,所以錄取了我,那一刻我覺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也因為這種持續不懈的努力,讓Lucy可以排除萬難,不斷挑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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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Lucy開始在法國公司的日本分公司工作,於原子力研究開發機構做核測量。(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攻讀博士 突破自我
   Lucy十分感激攻讀博士時遇見的教授,是教授讓她突破了自我,她說:“一開始我是個沒有自信的人,很內向也不會舉手發問和回答問題,甚至一開始要發表論文時很害怕,又肚痛又緊張,後來老師鼓勵我不用緊張,別人會問你問題不是想讓你難堪和挑剔你,是因為他們不明白才問你。老師有很多受邀講座都會讓我去,常常席上都是世界頂尖的研究所人員,他們都聽著我說話。一開始是很害怕,而且當時我學了法文,英文全忘記了,只能死背,演說完他們問我問題,有一、兩條我也不懂得回答。由一開始低著頭,到最後那一年答辯我變得有自信,是因為我明白了對我來說那是交流,不是考試。那份自信來源於我明白做研究是‘Research’,是要去尋找,不是一個‘Answer’,很多問題就算我是博士我也不清楚,不知道就去研究找答案,這是我讀博士後最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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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y讀博士時與同學合照。(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Lucy踏上科學家之路,源於她不放棄嘗試尋找答案的求知慾,這個精神讓她發現了業界的新理論。她說:“我們做研究實驗會需要對比數據變化,有次遇到一個變化我想不通,我花了很多時間看了幾百份論文,後來自己想出一個理論和老闆說,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前衛的理論,於是就寫了一篇研究報告。後來很多人知道了便邀請我們到美國、南法等地去提出理論。那個理論沒有人想過,也解決了很多以前未知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件令我值得驕傲的事。因為我本著求知的心去嘗試尋找答案,不嘗試過也不知道前路會怎樣,就算全世界和你說不行,你都要去試,才可以發掘到一些未知的領域和方向。”在沒有確切答案的生命裡,Lucy不單是一個不斷驗證的科學家,更是一個勇敢探索未知的人生冒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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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y從一開始羞於發表自己的論文,蛻變成自信滿滿的模樣。(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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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y表示和日本人共事,學習到一絲不苟的嚴謹精神。(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合作單位: 澳門正能量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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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教育挑戰“不可能" 鄭智明

        複雜多變的大自然是萬物生長的大舞台,我們自古以來向大自然學習生存與解決問題。但一直接受傳統教育,在城市中成長的一代,只是長時間對着書本,由老師教授知識,容易忽略心理成長,於是在面對困難時,往往變得不知所措。體驗式教育,這個有別於傳統教育的名詞,它是甚麼?又帶給我們甚麼?從事體育教學工作超過廿年的鄭智明(鄭Sir),與我們分享體驗教育的內容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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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智明從事體育教學工作超過二十年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陪伴學生面對挑戰

  體驗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又稱為探索教育、冒險教育、歷奇等。簡單來說,體驗教育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透過連接認知、活動與情感,在學習中以自己的知識去發現和體驗,最後把經驗運用在生活之中。如果說傳統教育中,教者與學者的關係是知者與不知者的不對等關係,那體驗教育之中,老師是陪伴學生面對挑戰,敢於嘗試各種“不可能”的同伴。
  鄭Sir多年來從事體育教學工作,他於2009年認識在台灣推動“體驗教育”的謝智謀博士,二人一見如故。2011年,鄭Sir與謝老師一行人登上喜馬拉雅山脈, 這次登山後,激發鄭sir立志回澳門後,致力推動體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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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Sir(左)感激生命中遇上謝智謀老師及師母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鄭Sir說:“體驗教育 ,在港澳稱為歷奇活動,常給人的印象是體力要求很高的活動 ,但其實我們強調的是體驗學習圈的運用,學生如何在活動中,學習面對各種在社會、人生中的問題,才是教學的核心。所以當時我成立澳門體驗教育學會,希望在澳門建立體驗教育平台,讓本地體驗教育者可以通過此平台,結合澳門的教育情況,作出適合的教育方案。”

學習坦然接受失敗

  鄭Sir在2010年構思帶領澳門學生到海外登山,冀藉着登山的過程,讓年輕人學會勇敢面對挑戰,甚至接受“失敗”,這種心理素質的建設與教育,就如鄭Sir所打的比喻:在一場戰爭中,體驗教育扮演側撃的角色,透過活動引導學生作有條理的反思,讓他得出更好的經驗,這些經驗將會對他投入社會和規劃人生起着重要作用。
  他說:“登山和生活一樣,沒有人說登山一定會登頂,所以讓學生參與登山,除了是希望他努力去實現目標,同時要有隨時面臨無法登頂的心理準備。眼看到前面就是頂峰,但真的沒有力氣了,到底要不要下來徹呢?下次再來的時候應該抱着怎樣的心態?他們面對放棄與徹離,比一直勇往直前需要更大勇氣。當學生按實際能力自我評估,便會知道導致徹離的原因,也成為了日後他們在社會中面對逆境的良好心理建設。”
  當年的登山構思因各種原因,到了2012年才實現,整個前期過程面臨了零經費、家長擔憂的壓力,但這些問題都憑鄭Sir和同伴們的努力一一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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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鄭Sir與同學登上台灣第二高峰雪山,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五座高山之一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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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雪山標高3,886公尺。出發前,鄭Sir與同學特地進行體能訓練,以應對天氣適應及體力需要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鄭Sir 表示:“家長一定會擔心,他們會覺得登山太危險,十幾歲的小朋友去登山、在山裡出事了怎麼辦等等的想法。那我就致電給家長,一個一個去解釋說明,包括我們的教學目的、理念、安全評估,事前的體能訓練等,讓他們知道這是一次在安全範圍內的冒險體驗,最後大部分家長都理解了。結果,這趟登山之旅終於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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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雪山時,同學們需要揹着二十公斤的大背包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挑戰體能極限

  曾有一位同學跟鄭Sir說:“我十幾歲仔,從來沒有想過原來我可以跑30分鐘。”
  2013年,鄭Sir組織了28個學生,到台灣騎單車環島,當中除了一名是小學生,更有一名同學的體重接近200磅。正因為過重,令他討厭體育課,每每遇到體育課需要跑步時,便獨個兒躲起來。但由於對環島十分感興趣,所以報名參加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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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鄭Sir與同學到台灣單車環島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時,鄭Sir給他開出一個條件:連續跑三十分鐘。這對於該位同學來說可算是“不可能”,但他想一想,決定嘗試一下。接下來這位同學在課餘時間練習,到了測試那天,他跑了十分鐘,便感覺自己到了極限,只好向鄭Sir說:“我不行了。”鄭Sir做的,就是以很慢的速度,陪着他跑完三十分鐘。
  雖然這次經歷沒有讓這位同學立刻瘦下來,但在接下來的體育課,他沒有再逃避,也成功與同學仔一起環島。鄭Sir說:“在體驗教育裡,師生關係是平等的,他覺得自己做不到,我就陪他一起完成。經過這次體驗,他更能克服日常生活中的難題,甚至作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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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島期間,同學們互相支持與鼓勵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體驗教育,很多人都會把它聯想為體力活動,但其實體驗教育可與各個學科結合發展,例如數學科、物理科等。同時,鄭Sir希望小城傳統教育的體系中,不要忽視體驗教育的發展及其重要性。“體驗教育不能取代傳統教育,但體驗教育能令我們的傳統教育辦得更好,令學生的發展更健康。讓學生常懷感恩與正面的心,去理解和選擇自己想走的路,也是體驗教育的最終目的。”
  鄭Sir獲得澳門研究生獎學金,正準備往外地升讀相關的博士學位,希望把體驗教育帶到澳門的學術領域當中,除了身體力行實踐體驗教育,期望日後把學術成果帶回來,把體驗教育在澳門推得更快、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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