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的“青春”終被吃掉,從澳門出發去做藥物研發── 專訪藥物研究學者 謝嘉敏

常有人形容,簡單吞下一顆藥,其實等於吃掉科研人員十年以上的青春。

謝嘉敏走上科研路,最初是想研發藥。她最近的研究範疇,是對抗炎症的藥物以及免疫學。走上藥物研究的開端,她便花了十多年。

謝嘉敏參加學會時與她的研究成果版面

謝嘉敏是來自澳門的藥物化學學者,不久前在日本京都大學完成她的博士論文。她作為第一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最近被刊登在國際權威的《科學轉化醫學(Science Transitional Medicine)》期刊上,她是澳門首位以第一作者身份成功投稿的研究員。她的研究主要關於如何利用藥物,增強有抗炎功能的Regnase-1蛋白質的表達,來獲得更好的炎症抑制效果。[1]

近年越來越多研究發現,不少癌症發病可能與身體的炎症密切相關。

癌症藥物,是謝嘉敏最想研發的藥物。中學開始她知道癌症病人的痛苦,直到大學,身邊親朋也不幸得病,經歷切身之痛,她希望能在為癌症藥物研發出一分力。

不過,藥物要從她的實驗室裡到真正被臨床使用,需要更多步驟。如毒理試驗、人體試驗以及臨床試驗等,為確保有效而且無毒,有層層關卡要過。雖然謝嘉敏只是開了頭,但像這樣的基礎研究十分重要。近現代藥物的誕生,都要從這一步開始。

藥物研究的開端

謝嘉敏成為藥物研究員,線索遠在2010年埋下。那年她從澳門中學畢業到日本留學,按照從小的興趣,她在京都大學選修了的生物化學方向的工程學。

謝嘉敏(中)在與同學一起計劃實驗流程

“就像我們的眼睛,能像相機快門一樣。好神奇。”謝嘉敏從小好奇人體的奇妙構造。後來她知道要理解箇中神奇,除了生物知識,還包含更多物理、化學的原理。快畢業時,謝嘉敏有機會到研究晶體學的研究所裡實習。

“好看。”電子顯微儀器下的晶體剔透,像水晶,這是她對晶體學的第一感覺。剛好這門學科與藥物研發關聯密切,晶體學研究的微小世界,深深吸引著她。於是順著興趣,後來她也修讀了放射晶體學的碩士。

蛋白質的晶體照片
碩士課程時候謝嘉敏(首排右8)與同學們合影

為世界的資料庫增添一頁

在生物學上,放射晶體學常常用於解構蛋白質或核酸的組成。謝嘉敏會研究一些獨特的蛋白質。不同的蛋白質具不同的功能,用方法使它結成晶體後,便能透過儀器觀察它是由什麼氨基酸組成的。

了解,仿造,然後才有機會應用。

謝嘉敏曾經研究過一隻遠古細菌的蛋白質。在她還是本科學生時參加的暑期項目,要為和歌山的水族館進行生態調研,工作是搜查海裡還沒被記錄的生物。其中一次她出海調研過程中,打撈到幾隻未被發現的物種,其中包括一隻生活在深海火山區的遠古嗜熱性細菌。她一直記著這隻獨特的細菌。

後來,謝嘉敏和導師在資料庫與其他同類細菌的比對,發現這隻遠古細菌擁有一個獨特的嗜熱蛋白,這種蛋白在近現代的細菌裡都已不存在。正是這種嗜熱蛋白的作用,讓這隻細菌可以常年生活在如此酷熱的環境裡。謝嘉敏便以這個嗜熱蛋白為碩士科研題目。

“這種發現不會即時有用,但可能在某時某刻,有人會發現這種蛋白的用途。”謝嘉敏舉例,疫情間常用到的核酸檢測技術PCR(聚合酶反應),便會用到另一種能適用於高低溫度切換的獨特蛋白質,如果沒有這種蛋白的運用,進行PCR操作便還需要手動地在熱水和冷水來回切換。發現這種蛋白的研究者,其實一開始也不曾想到能被這樣利用。謝嘉敏認同,基礎研究更像是為了解世界萬物的資料庫中增添一頁。

謝嘉敏到加拿大UBC大學交流時合影
謝嘉敏在操作當時全球只有兩台的低氧結晶密室實驗儀器

探索世界固然有趣,但研究員的另一面,面對更多的是各種壓力。

除非實驗結果告訴我錯了

出不來成果怎麼辦?

如何證明自己的想法?

實驗成果不如理想,要堅持還是及早放棄?

當然,還要為捍衛自己的想法,迎接各方的質疑。

謝嘉敏面對最多質疑,正是在《科學轉化醫學》期刊的投稿時。全因謝嘉敏研究中所採用的方法與概念,與主流習慣上的十分不同。她所用的Morpholino是一種核酸,研究領域主流做法,科學家通常會利用核酸來抑制蛋白質的生成。謝嘉敏則是完全相反,想用作增強。

謝嘉敏介紹,之前較少研究者會在mRNA層面做改動,新冠疫情讓mRNA疫苗興起給了她啟發。謝嘉敏把這個構思,與她早前翻閱實驗室其中關於Regnase-1抗炎蛋白質研究成果連繫起來。

Regnase-1是一種mRNA序列,主要作用是生成Regnase-1蛋白質。這種蛋白質可以分解造成炎症的炎症因子,不過它的特性是,會優先搜尋生成自己的mRNA序列來分解。“如果我能有方法讓它不再分解自己的mRNA,它可能便能花更多的‘力氣’去分解炎症因子。”

她構想是使用核酸Morpholino,通過Morpholino來阻隔Regnase-1 mRNA上的“訊號接收器”莖把環,Regnase-1蛋白質便不會認到它。謝嘉敏研究的雛型由此誕生。

謝嘉敏研究中的Morpholino使用效果演示圖

這樣的做法比較“非主流”,一些同儕會覺得這樣不設實際,加上這個方向的研究亦非謝嘉敏所在實驗室的強項領域。如謝嘉敏選擇另闢蹊徑,不能攤分實驗室的原定研究任務。這樣少不免會遭受一些微言與質疑。

“除非實驗結果告訴我錯了,否則我不會管其他人的說法。”即使周圍有眾多質疑聲音,謝嘉敏堅持把自己的想法透過實驗呈現出來。她逐步進行自己的研究實驗同時,擠一擠時間,也沒有放下實驗室的研究任務。

謝嘉敏在細胞層面上證明了自己的想法,把實驗總結成論文後,便投稿到《科學轉化醫學》期刊,接下來便是漫長的等待。“交稿後每一天醒來,第一時間便查郵箱,生怕錯過了結果通知。”

研究路上,排除萬難後迎來的卻不一定是好結果。《科學轉化醫學》期刊審稿人發來的郵件,委婉地告訴謝嘉敏的研究成果離可以投稿還差些距離。謝嘉敏因此失落了一整天。

“那天很難過,但慢慢知道還是要接受,整理下心情後我再聯絡審稿人,再向他們解釋我的構想。”謝嘉敏與審稿人交流後理解了他們的疑問,審稿人們想知道在更多不同環境中如動物體內是否也會有同等效果等。於是她請求到了第二次機會,準備添加一些動物實驗後再投稿。

反覆來回修改優化,歷時一年多,謝嘉敏的研究成果投稿被《科學轉化醫學》期刊接納。

謝嘉敏(首排左2)與實驗室裡伙伴合影

沒有答案的世界

“碩士的世界沒有答案,而且也沒有問題。導師不會吩咐我做研究,而是問我想研究什麼。”謝嘉敏指自己最大的變化便是變得擅長解決問題,研究上遇到的困難,今天不解決,它一直都還在。學士的時候答案都在書本裡有,碩士時連問題都只能由她每天問自己。

如何解決?為什麼?

   “就像沒有人能告訴我為小鼠注射時,最適合的平均速度和量是多少。我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約一個月,便知道是每分鐘1微升。”謝嘉敏說,研究的路走起來很不容易,本科時和她一起到日本留學的同屆澳門學生有幾個,現在還在科研領域的只剩下她。

實驗室生活也枯燥,朝九晚九,一周五天。有時候趕研究,她還要用週末時間做實驗。即便一天任務提前完成,謝嘉敏也要搜看不同方面的研究資料。知識涉獵面夠廣,她才能在思考研究問題上有更多的啟發。

“但當問題想通了,確實會像電影裡呈現科研人員攻克難題那般興奮。很多時候我刷著牙,突然便會‘叮’一下想通。” 唯有強烈的好奇心一直推動著她往前,研究上新發現的為謝嘉敏帶來喜悅,雖然後面總伴隨作總結論文的痛苦,不過她覺得都值得。

在2018年,謝嘉敏帶著在晶體學的知識優勢和經驗,到了京都大學的醫學院開始研究藥物,主要專注在免疫學和核酸研究領域。期間她發表了多篇炎症相關的研究論文,包括畢業前發表在《科學轉化醫學》的論文。

謝嘉敏在實驗室裡工作時

下一步

“在日本有很多機會,能見到得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和他們交流,知道他們在科研路上也經歷過同樣的煎熬,然後便有種慰藉繼續走。”

明白到其他科學家從生活中尋找科研線索的脈絡,謝嘉敏還想吸收更多。她常出席國際性的學術交流和論壇,和其他科研人員交流她的研究成果,想知道是否還有優化的空間。“畢竟我真的希望,研究最終能成為真正幫到病人的藥物。所以希望能更完善它。”

取得研究成果之後,要做什麼?也會常困擾著謝嘉敏。她要思考研究路上的下一步。

博士畢業後,她準備去日本的知名藥廠磨煉幾年。“進藥廠工作,我會更了解藥物製造的整個流程。這更有利於我從事藥物研發的工作。”謝嘉敏準備去的藥廠擅長的藥物種類和領域,也與她之前接觸的免疫有差別,她可以藉此機會和更多不同的研究員交流學習。

有沒有回來澳門做藥物研發的可能?

澳門癌症的研究目前比較偏向幹細胞方面的研究,謝嘉敏的領域是從蛋白質和核酸的方向。她表示之後會有機會重返學術界,“那我要多努力發幾篇好的文章。”她認為如到時剛好有機會,藥物研發之路可能會在澳門繼續往前。

謝嘉敏到澳門大學做分享講座


[1] 謝嘉敏的團隊在研究中分別做了藥物對兩種疾病的效果模擬,一個是吸入細菌引起急性炎症的發炎抑制,另一個是免疫細胞對脊髓自我攻擊引起的炎症抑制。

創作的本質一定是最大的──專訪《海鷗來過的房間》創作團隊 孔慶輝 蘇偉鍵 劉志強

9月27號,澳門文化圈在社交媒體上沸騰了一晚。

第59屆金馬獎入圍提名名單揭曉,澳門本地作品《海鷗來過的房間》得三項提名,分別由導演孔慶輝獲提名最佳新導演、攝影師蘇偉鍵獲提名最佳攝影,以及音效師劉志強獲提名最佳音效。

這是澳門電影長片作品在金馬獎第一次獲得提名。鋪天蓋地的祝賀短信分別傳來孔慶輝、蘇偉鍵和劉志強的手提電話。我們找到了導演孔慶輝,邀請他接受採訪。

孔慶輝建議,要以團隊的形式受訪。確實,《海鷗來過的房間》是一次經歷團隊化學作用完成的創作。

《海鷗來過的房間》電影海報

“噢!阿蘇!”

金馬獎提名直播,孔慶輝最先知道被提名最佳新導演的喜訊。

“事實上,那晚我正在用手提電話在監視通渠器,在渠管內部畫面上不斷地顯示恭喜的信息。”孔慶輝笑著形容通渠時候的錄屏成為了這個時刻的見證。

楊千霈講完冗長的串詞,宣讀最佳攝影提名。陳克勤、鄭兆強、姚宏易⋯⋯都是電影攝影界響噹噹的名字,《血觀音》、《文雀》或《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沒看過也肯定聽說過。

“噢,阿蘇!”

正在搬工作室途中的音效師劉志強高呼,是那種替戰友吶喊的興奮。蘇偉鍵反而因為邊在剪片邊播放影片卡頓,自己錯過了宣布,他透過朋友的祝賀知道結果後再看回放。“當時我讓我媽媽一起看,她完全不明白那是什麼,哈哈。不過回想自己那時的心情,還是很驚訝的。”

輪到劉志強的最佳音效提名時,他聽到自己的名字後卻哭了出來。“當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點了煙,蹲在一旁哭了兩分鐘。同場有一個不認識的大塊頭被我嚇到了。我也不知道在哭什麼,就是感覺:嗯,好啊。”較多參獎經驗的劉志強顯得份外感性。

“這次的心情比較平常心一些,相比之前《撞牆》那時我很興奮。主要是因為這次創作的歷程太長了,2014年開始但是在今年才最終製作出來。”孔慶輝之前在2016年的時候藉著短片《撞牆》踏足過金馬獎的殿堂,不過《海鷗來過的房間》是他導演的第一部長片,他用一個舞台劇演員與一個作家的故事,入圍了最佳新導演的提名單。

蘇偉鍵同樣是第一次拍攝長片,“即便到了頒獎禮那天,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在那裡。依然是感到很奇妙和驚訝。”本來他預計自己三十多歲才有機會拍一部長片,但沒想到第一次便與電影界頂級的攝影前輩一起列在最佳攝影的名單上。“說實話,很多攝影即便是拍了一輩子也不一定有機會提名。(這次提名)真的很靠機會和緣分。”

這種機會和緣分在 2014年萌芽、交織,從孔慶輝構思《海鷗》開始。

攝影師蘇偉鍵(左)、音效師劉志強(中)和導演孔慶輝(右)

演員何一唱與作家迅生

《海鷗來過的房間》是落魄演員何一唱與空窗期作家周迅生的偶然相遇和碰撞。作家周迅生早已轉行成為地產中介,他有一個專門上去寫作的房子。機緣下,把房子的其中一個房間分租給舞台劇演員何一唱。

演員和作者兩者相互關聯,用自己的方式入侵各自的生活,當中還纏繞著複雜的感情線。

《海鷗來過的房間》劇照,主角之一作家周迅生。
《海鷗來過的房間》劇照,主角之一演員何一唱。


“作者和演員,他們是本質上相似,但做的東西相反的崗位。”孔慶輝把自己對創作的看法以及對表演的看法放到兩位主角上,嘗試通過這部電影去探討創作、生活和表演的關聯性。

“作者躲在後面觀察,然後創造出一個角色。演員是想像角色為何說這些台詞,進入角色被觀看。渴望創作或渴望被觀看,其實是通過創作來釋放慾望,通過飾演別人的人生來滿足自己生命的不足。這和角色本人生活上的壓抑、慾望關連。”孔慶輝說《海鷗》的故事從2014年開始構思,經歷多次推翻重來,本來何一唱的角色有想過是舞者、歌手或者學生。

因為孔慶輝在拍電影之前,一直參與劇場創作,於是何一唱的角色最終選擇了最熟悉的演員身份。剛好飾演何一唱的主演有過和角色相似的心路歷程,演員與角色間的共鳴使演繹自然又恰到好處。

《海鷗》劇情中的虛實交錯,“故事是作家觀察演員的現實,還是他自己的虛構想像呢?”孔慶輝在電影中運用特別的處理,透過疑真疑假的情節把觀眾拉進故事裡。

《海鷗來過的房間》劇照,房間裏的周迅生與何一唱。

機會與緣份

《海鷗》裡最重要的是緣分,緣分指的是孔慶輝能遇上現在這個團隊。

2014年,因為一段聲音的搶救孔慶輝遇到了劉志強,後來劉志強幫他做了《撞牆》的聲音。後來一次社工局更新人士的拍攝工作,也讓孔慶輝與蘇偉鍵首次合作,大家一拍即合,造就《海鷗》的這次機會。

“合作的先決條件是找到能夠信任的人。”孔慶輝解釋除了他相信團隊,更多的是團隊要足夠信任他,因為這次《海鷗》的拍攝充滿了變數。

《海鷗》的創作過程,其實更像在釀酒。孔慶輝拿著一個劇情骨架,有了些角色設定,把演員放到現場,半即興地開拍。演員在電影裡大部分時間都在做自己,孔慶輝給予一些必要的場口指令,他們把自身的經驗、自己的本色放進去,讓劇情有機地發生。

《海鷗來過的房間》是導演孔慶輝(左)和攝影師蘇偉鍵(右)合作的首部長片作品。

“這樣是很大的挑戰,但是也有很多得著。”孔慶輝承認這樣的拍攝模式其實也讓他痛苦,一直要想拍什麼,像美術組也會比較少時間去佈置。不過這樣讓電影包容了更多可能性。

其中有一天下雨不能拍攝,孔慶輝和團隊在等待的時候隨便拍點東西,拍到演員對作家房間好奇的一幕。

“我就想,如果演員反侵入作家的空間,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一個即興的偶然,便使《海鷗》整個作品的走向往不同的方向發展。

當然,對於拍攝團隊是一場十足的考驗。

“有些時候如果不知道明天要拍什麼,器材、人手和場地等會比較難安排一些。”蘇偉鍵在拍攝過程中,一般和團隊成員們在早上6點半便到拍攝現場。第一個鏡頭通常在8、9點才會開拍,中間這段時間他們會商量確定要拍的內容,蘇偉鍵會找時間安靜下來思考一下拍攝的靈感。

“這次的拍攝大概有60%是已經綵排過,40%是新的創作。”蘇偉鍵說這次《海鷗》的拍攝,跟過往一開始便很清楚導演要拍什麼的經驗不一樣,攝影的重要性後於演員。“算是寫實的,但我會選擇自己畫面和角度的呈現。”

因為寫實,蘇偉鍵為了方便演員的走動,在拍攝中採用了比較多的廣角鏡頭拍攝。“一方面減少對演員的限制,我在想電影的銀幕很大,嘗試多用廣角讓畫面感覺不會太近。”

蘇偉鍵在拍攝中也嘗試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在情緒強烈的地方卻沒有運用特寫鏡頭表達。“我反而想用廣角鏡。例如主角作家,他在寫作的時候很多借代,便想應該抽遠些。”

《海鷗來過的房間》劇照。

《海鷗》的劇情不複雜,推進依靠畫面和聲音,著重視聽語言。劉志強在孔慶輝第一天設計情節時,便要開始思考演員聽到音效、聲音時的想法,設計聲音如何使劇情發生變化。所以當劇情方向改變,劉志強也要快速地調整變動。

“音效和故事,就像吃西餐餐酒和主菜的地位一樣,他們應該是對等的。”劉志強舉例,在適當的時候可以設計一些聲音,呈現人物關係由疏遠到親近。“不過要能用聲音說故事,首先團隊的其他創作者,如導演或攝影等必須要有空間給予我去訴說。這需要團隊中成員的美學概念相近,才比較容易發生。”

全賴團隊各個崗位成員有充份的溝通和了解,彼此明白大家想做的事情。劇情、演出、畫面和聲音都如自然之中,混然為一,才有了現在的《海鷗來過的房間》。劉志強認為,金馬獎的評委可能也是看重這一點。

“這對電影創作者來說是個奢侈的狀態,但電影創作本應這樣。”孔慶輝說在電影工業化下其實難得,幸運地在澳門能做到。

劇情、影像與聲音有機配合,讓故事融於自然之中。

提名之後

“像是孩子順利出生一樣,鬆了一口氣。”

孔慶輝這次製作花了很多的時間,試了很多新事。“好像每個導演都有所謂第一部長片的包袱,不過時間長了會有點麻木。”他指往後要好好反省縮短製作周期,要在某個程度學會放手。“如果觀眾看完,覺得嗯,都可以啊。或者能從中拿到點東西,便符合我的期待了。”孔慶輝說。

問及提名後,大家是否有因此轉變?

“照常而已。”

“狂熱之後其實一切如常。”

“就係又拍下結婚嘢啦(就是又接拍婚禮的拍攝工作罷)。”

孔慶輝言笑自己可能再也不會寫劇本,“就是看見空白的WORD文檔或白紙,便覺得焦慮。”他形容自己像一塊乾了的海綿,需要重新吸水。他的方式是多接觸和感受這個世界,“互聯網這東西封閉了很多人的感官,吃飯或坐車時用著手機你會遺失了很多與這個世界的連接,這對於導演或編劇來說,便是損失靈感。”

“少不了酒精。”劉志強分享自己的靈感泉源,他指的其實是透過大量的社交活動,認識來自不同領域的人。“當你奇怪的知識增加了,某程度上是靈感的啟發。創作的靈感能通過這樣吸回來。”

蘇偉鍵更多的是回想《海鷗》的拍攝,誠言回看覺得自己拍的可能算是6、70分左右,留有一些遺憾。“不過重要的是當刻的我盡力了。目前處於一個想拍片,但未有想拍的東西的狀態。”獲得提名後他參加了金馬電影學院,將有機會與其他創作者共同合作碰撞新火花。

不過,孔慶輝認為這次團隊獲三項提名其實也帶出了一個很好的訊號。

“我們算是刀仔鋸大樹,我常覺得創作的本質一定是最大的,這次證明有人會看到這點。”孔慶輝介紹《海鷗》的拍攝團隊便是一個微型團隊,規模其實只有13人左右,遠低於港台的常規製作規模。現在澳門的電影生態是,很多人想像中的“拍電影”,就得是大規模的團隊製作。

《海鷗來過的房間》劇照。

蘇偉鍵認同,“不只是得一種方法做創作。大團隊你可以做創作,不等於少資源你就不可以做創作,亦都可以做到好質量的東西。”《海鷗》這樣的本土作品用低成本做出了效果,給本澳影視創作提供了可以參考的思路和方向。

2019年澳門經濟學會論文《電影產業策略》,分析過澳門本地電影產業危機。電影工作者要自負盈虧,對本地電影發展的形成阻礙。劉志強形容在澳門獲政府資助相對容易,澳門電影在這個土壤可以很好萌芽,但卻缺少完整產業和巿場,便相等於萌芽後沒水灌溉。這導致澳門電影會像《電影產業策略》中形容,“拍得這套不一定有下一套。”

《海鷗來過的房間》劇照。

“他(劉志強)是電影工作,我們只能是電影生活,即是有時間才能因興趣來拍電影。”蘇偉鍵笑言比如像《海鷗》團隊中,劉志強是少數能靠電影製作維生的電影工作者。他和孔慶輝如不靠其他工作,便沒法支撐電影拍攝的夢想。。

音效師劉志強與導演孔慶輝於短片《撞牆》後再合作製作電影長片《海鷗來過的房間》。

如今《海鷗來過的房間》獲金馬獎提名,成功讓澳門電影製作帶到大眾目光之前。到底能否為澳門電影產業化帶來一些推動力?劉志強憶述朋友說過的話,“澳門這個地方不會自己發生事。需要一班人一起,來讓事情發生。”

做企業其實是做服務 ── 專訪光聯集團創辦人 黃書展

「在2008年時,其實我便退休了。」黃書展2003年奮鬥5年後,把公司全權交給屬下打理。6年之後,他又復出創辨光聯,為公司拓展轉型。今天的光聯集團,已成一家為全國不同企業提供SD-WAN服務的公司。

SD-WAN即用軟件界定網絡。從前用電話線撥號,演化到現在的光纖,包括雲端,網絡的構成越來越複雜和開放。SD-WAN利用程式、軟體去控制整個網絡,使虛擬的通訊網絡變得可視化、軟件化和可智能管理,幫助很多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

黃書展創辦的光聯集團,是全球第一家華為企業網路(SD-WAN產品)方案落地商,2003年創立至今19年,在全國已經有10家分公司。像是華潤集團、比亞迪、京東方及永輝超市等國內知名大企業,都使用光聯提供的網絡服務方案。

7080年代的斜槓青年

創立公司5年便退休。看似是位「佛系企業經營者」,但其實黃書展曾比誰都拼命,他還是那個年代的斜槓青年。

如果要把從事過的工種都列入履歷,黃書展至少可有十項。14歲開始在工廠剪線頭,做電子焊接工,麥當勞、BE ONE鞋店、玩具廠、翠園茶樓都做過,管過便利店,甚至還在台中賣過蛋撻。

7、80年代的澳門,不少人都有和黃書展差不多的共同記憶。輕工業盛行,一個家庭,六個孩子,很多人從小便開始出來幫補家計。黃書展則是負責自己的學費,從四年級開始,他便靠著不同工種的「半工讀」,一直供到自己22歲才到台灣唸大學。

1993年黃書展開始在台灣大學升學,理工科的選擇不多。電機、土木和化工之間,他選擇了回澳「有工開」的土木工程。黃書展上研究生實習時還幫忙建過捷運板橋線,不過他最終被工地的惡劣環境勸退,決定轉行。

進修商業課程,畢業後成為了統一集團的儲備幹部。畢業後半年內,黃書展便「捱」出頭,晉升為區域顧問。因為他表現好,工資比一般儲備幹部足足高30%以上,與當時台灣薪水領先的電子類專才相當。

把自己押在互聯網風口

「遠遠不夠。」黃書展父親早逝,澳門家裡尚有幾十萬貸款靠他償還。他想要尋求機會更加拼搏。

一次偶然聚會,黃書展認識到一位從事網絡供應服務的朋友。這次見面間接改變了黃書展的命運,他把自己押在了風口。

「當時『香港第一線』,在台北設立了分部不久。那個朋友介紹,在香港做銷售一個月能達20萬港元收入,當然相當吸引。」2000年時互聯網正處風口,所有網站相關的行業都不缺「錢」,黃書展心裡盤算這個收入水平,能輕易解決家中的負債。

於是,他從大企業分區顧問,反向成為了一位推銷員。

進去以後才知道實情不妙。台灣分部設立了九個月,因產品太新, 無業務成交,全部銷售員都只在白賺工資。黃書展面對工資驟降,本來台幣快五萬月薪轉職後只有兩萬四。但辭職已成事實,於是他也硬著頭皮開始推銷產品。

在新公司,黃書展主要售賣的是網絡專線及IDC數據中心,聯通兩岸的MPLS VPN(採用MPLS(多協定標記轉換)技術,在網絡營運商的骨幹寬頻IP網路上,構建企業IP專網)。以往兩岸公司聯絡通常會使用長途電話通訊或傳真,價格不菲,使用網絡專線可以節省不少。

既然存在需求,那為何其他銷售不賣產品?

出事

黃書展不懂技術,所以拼命銷售線路。他慢慢有些客戶,但陸續賣出去的產品開始出事故。

出錯,斷線,甚至失靈七天以上。

「原來因為技術還不成熟,網路不穩定,常會出現斷線。那次證券公司斷線事故,便讓他們老闆非常生氣。」黃書展終於明白,公司裡的銷售不敢賣,怕得罪客戶。

自從這次,黃書展開始熟悉產品,清楚了從下單至拉線,至安裝期間的過程。他知道哪些位置要向客戶解釋清楚,預先讓客戶知道可能遇到的情況。黃書展一方面也抓著技術人員跟進改善方案,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幫助客戶解決問題

「其實做企業更像是服務行業,光想著賺錢失敗的機率會很大。」盡力服務,讓黃書展轉危成機。

「當時總經理開支票給我時,也驚到了」,他未想過生意這麼好。後來像蕃薯藤,或是當時台灣最大的女性網站、手機網站,都成了黃書展的客戶。試用期3個月一過,他連升兩級,很快便成為了整間公司的最佳銷售。他當時獎金一個月最高達120萬台幣,很快還清澳門家中的債務。

東莞「開荒」

公司台灣業務步入正軌,老闆看中黃書展本是福建人、又來自澳門,覺得他適合開拓主要是港澳台商的東莞巿場。黃書展喜愛接受挑戰,於是一口答應去做「開荒牛」。

「踏出車站一刻,便立即想回家。連空氣,都臭到讓人無法忍受。」黃書展形容那年的東莞極不宜居。「連渠裡的污水都是凝固狀的,而且當地小偷猖獗,在東莞跑業務的都被搶或?過袋。」

有一次,黃書展在路上用手提電話,還未反應過來,手中電話飛脫,原來已被摩托黨搶走。因為自小「捱」慣,這樣的環境黃書展也能克服過來。澳門人的身份讓黃書展認識不少客戶,加上他堅持為客戶服務的理念,東莞這塊市場也被順利開發,東莞也在政府奮力發展下,之後也很快變成不一樣的光景。

合作伙伴、同事都提議他不如自己創業,於是連同伙伴們便從舊東家那裡代理了線路,再從線路業務延伸,開拓了周邊的設備租賃服務。靠著原來的客戶基礎,發展亦十分順利。

直到公司創立第五年。40歲不到,黃書展跟十多位員工表示退休,讓他們好好維持現有的客戶就可以,其他隨遇而安。「主要當時計劃要小孩子,一路走到創業也累了。希望留一點時間給家人。」

東莞總部所在地

復出

黃書展不在那幾年,員工們沒有真的「躺平」,反而讓光聯的營業額翻了一倍。他們希望黃書展復出,帶公司走向全國。黃書展起初拒絕,但後來被員工真誠打動。2014年他重返光聯,開拓企業網絡產品的業務。

2017年時,華為找上光聯。當時,國內其他提供企業產品網絡服務的同業者,全部都採用如思科公司等的外資軟件。軟件對當時的華為來說仍是短板,對比其他成熟品牌大概落後兩年。

華為前後拜訪了光聯上十次,後來出動到數通總裁來找黃書展,承諾2018年會完善軟件。出於對內資企業、國家安全等考慮,黃書展決定給華為1年的時間嘗試。後來貿易戰在西方政策針對下,華為經歷了更大的危機。「中間兩年公司沒有客戶,我們和華為一起守了兩年。」研發進程再往後拖到2019年軟件終於真正完善。在此期間,因產品不成熟導致的市場認可度不高,是靠光聯的技術與服務來穩住客戶的。

通訊行業論壇分享

2018年在華為全球HC大會上共同推廣SD-WAN服務
光聯集團與信通院簽約,共推數字經濟下建設智能網路合作

落戶灣區 轉型研發

借著和華為細分巿場,黃書展的光聯開始投入研發,填補了SD-WAN領域非高端巿場的空缺。2022年3月,為共助大灣區數字經濟發展,光聯集團與中國信通院正式簽署合作,同時,光聯集團亦在澳門基金會支持下與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高等院校展開了產學研合作。同年,光聯集團在橫琴設立了分部,與光聯深圳總部、東莞運維中心、廣州分公司共同在大灣區發力。

在大灣區,更多像光聯集團的公司落戶,黃書展表示,開始有一些來自澳門的資訊科技人才,參與光聯的產品技術研發。

在通訊領域多年,黃書展認為青年人如要投身IT相關領域,可先培養興趣,現在網絡資訊發達,年青人在摸索興趣和專長上更多方法,專業發展上他們越早定便越好。

2021年在澳門會展上大力推廣科技服務

澳門未來發展智慧城巿,年青人認識資訊技術的底層邏輯也會具備相對優勢。智慧化建設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政府牽引,帶動本地機構,以及更多技術公司加入共同思考和合力建設。努力使科技普及,有更大的空間融入社區。

人才培養方面相較以往更大空間,深合區等政策出台也為澳門青年提供了多一個選擇,他們不再受限於離家千里或轉行的困局中。黃書展希望靠光聯的通訊技術,幫助推動深合區打造無差別的生活環境,讓跨區發展的青年可以有更好的生活體驗。

帶著興趣和好奇,為世界解決一些問題──專訪植物免疫學者 敖博文

“它其實就是在路邊隨處可見的野草,名字是擬南芥。”

 敖博文是來自澳門的研究員,在他的實驗室艙門前鄭重地介紹他的研究對象,這樣毫不起眼的小草,在他的實驗室裡種滿了好幾個架子,井然有序。

芬蘭植物園(2018)

架上的擬南芥屬十字花科,跟油菜、蘿蔔、捲心菜是同屬。但和它的同屬“表親”不一樣,擬南芥不好吃,也沒有美豔的花朵,對人們來說它本是沒有任何經濟價值的植物,不過在實驗室裡,敖博文可以用它探索植物的奇妙。

比起印象中的植物學研究員,敖博文更加陽光健碩,是位年輕的博士。他描述下的植物研究,讓人感覺非常有趣味。敖博文自小愛生物學,他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2013年敖博文開始在倫敦帝國理工大學修讀生物系學士,他在學士時開始研究擬南芥。對著這種平平無奇的野草六、七年,敖博文不會生厭,因為這種植物是植物學研究裡的小白鼠。敖博文後來在英國塞恩伯斯研究所裡,便借研究擬南芥的發現成果登上了《自然》期刊。

在英國Sainsbury Laboratory跟Nature文章的作者合照 (2021)

最好的開局

對一位植物學研究者來說,敖博文取得了“最好”的開局。去年3月,國際權威期刊《自然》刊登了以敖博文為第一作者的研究論文:《植物免疫回應PTI與ETI的協同作用機制[1]》。

生物學界普遍封《自然》、《科學》和《細胞》為三大神級期刊,研究成果被刊載,代表研究得到世界其他頂尖科學家認可,發現成果也足夠重要。這個罕有履歷,更能為科研人員帶來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研究資源。

透過研究植物免疫領域的內容,敖博文成為了少數獲《自然》刊登論文的澳門研究者,他的研究更新了人們對植物免疫機制的認識。

“植物不像我們能打疫苗,但它們先天的免疫系統非常強大。”敖博文 2016年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學士畢業後,便在塞恩伯斯研究所著名植物免疫學領域科學家Jonathan Jones的團隊裡做研究。

跟英國教授(Jonathan Jones)合照
英國實驗室的學生跟教授合照

無用功帶來的驚喜

敖博文一開始想單獨研究植物的內部免疫受體,但是用擬南芥試驗了兩年,毫無反應。這兩年看似的無用功,給他帶來了新的發現。

“單獨激活內部受體不會奏效。”敖博文和導師討論後,把目光移向了植物內外受體的聯繫。

植物與動物一樣有免疫系統,在受到外物如細菌、病毒或孢子等感染時,它們會啟動免疫系統來抵禦侵擾。這個過程一般涉及外和內的兩種受體,像是植物的搜敵雷達,外部感應侵擾的外物,內部則感應侵擾外物向植物注入的毒素等。學術界既往認為內外的感應是獨立運作的,敖博文新的發現讓我們知道它們其實有聯繫,而且能互相增強作用。最終他的這篇論文刊便登在了《自然》。

更認識植物的免疫系統,我們可以改良植物品種,提高它的抗病性。

但這樣,有意義嗎?

“你知道嗎?按預測,2050年地球上的人口將會多到無法估算,但是現在我們的糧食供應已經快達到地球的頂峰了。”敖博文解釋,全年因為各種感染變壞的農作物占百分之四十。提高糧食作物的抗病性可以盡量減少這部分的糧食消耗,變相可以增加糧食的供應。

“當我知道植物學可以為人類解決這些具體的問題,便越發現這門學科有趣的地方。”

Norwich實驗室研究人員 (2018)

沉迷

近年斜杠青年喜歡自嘲“沉迷”工作,但這對不少科研人員來說是個工作常態。敖博文就常常“沉迷”工作。

強烈的好奇心,或是對未解問題的焦灼心,使敖博文無論在吃飯,或是通勤都想著工作。即便在休息時,也難停下思緒。研究連結著敖博文的整個生活,對生活的一觀一聞,他嘗試在箇中尋求靈感的啟發。

“沉迷”的現象在實驗室裡更明顯。敖博文在實驗室工作經常忘卻時間,做《自然》刊登的那篇研究時,試過從上午6點多進實驗室,再出來便已經是凌晨的1、2點。

“連續18、19個小時都待在實驗室裡,那陣差點想買個睡袋進駐。” 敖博文的睡袋計劃沒有實踐,主要礙於怕被實驗室保安趕走。他從投稿到刊登,歷時一年,三次來回修改,終於完成在《自然》發表論文。敖博文指一年的訂稿時間算是平均水平,慢的情況可能需要來回修改三、四年,因為審稿的科學家都會非常嚴格。

“那段時間壓力其實還不小,整天繃緊的狀態。投稿完成後我嘗試調整工作模式,畢竟做研究是一件長久的事情。”從此敖博文每天會抽30-45分鐘完全放鬆,他會去游泳。

亞洲運動會2018

“水下那種很安靜的感覺,跟冥想很像。那時我的大腦才能真正地放鬆。” 敖博文在一些學術會議上,介紹自己除了是吃貨,另一重要標籤便是喜歡游泳。他是位出色的泳手,曾經多次代表澳門出賽國際賽事。疫情前2018年的雅加達亞運會,他打破自己保持的50米仰泳澳門記錄後,便退役專心研究工作。

“畢竟做研究需要很多時間,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始終需要決擇。”

興趣的開端

回想起來,敖博文一開始沒有想過會成為研究員,選擇修讀生物學主要是興趣使然。他對生物學的鍾愛,可以追尋自中學二年級。

“那時一開始是姐姐送給我的生物課外書,覺得細胞非常有趣。之後便自己越看越多書。”敖博文記得小時候看了很多各式各樣的生物書籍,知道便多像細胞的運作方式,或是基因的作用等。除了看書,他還得到中學生物老師的允許,在課餘時間讓敖博文泡在生物實驗室。他最喜歡把不同細胞或葉片等放在顯微鏡下,看看不同細胞的結構和形狀的差異。

敖博文認為,對希望進入生物領域的青年來說,多看書很重要。聊起選擇生物書目的趣事,敖博文想起,他當年慢慢可以開始跳級看生物書,中四時看中五、六的生物書完全沒問題。不過,他有一次嘗試買了幾本大學關於細胞學的書籍打算挑戰,發現裡面太專業的英文詞彙根本完全讀不懂。敖博文給同樣對生物感興趣的年輕人建議,進入專業前選書沒必要太專,應以培養興趣為主多涉獵廣泛的內容。他特別推薦可以一些知名生物學家的傳記,尤其在90年代生物技術爆發潮下,那些科學家都極具創意地發明了很多影響著今天的生物學發展。

“你可以從中學到那些成功生物學家的思路,他們是如何一步步研究出他們的發明,而且他們在設計實驗時都非常聰明和有創意。”敖博文解釋思路對研究者十分重要,年輕人選擇學校時也應考慮生物學系的多元化,多些不同領域的認識會影響他們對生物學的理解。

修讀生物,是否一定要立志做研究員?敖博文指他大學的同系同學裡,跟他一樣從事生物研究工作的佔少數。他覺得能從事與自己興趣相關的工作,是件幸運的事。

2021年11月敖博文開始到日本理化學研究所,開始研究更多植物的免疫受體。被問及會不會再投稿“三大期刊”?他笑說能有好的文章能投當然是好事,但目前不會是他做研究的首要目標。從一棵擬南芥,擴展到300多種不同種類的植物。他預計新計劃可能花3至5年的時間,順利的話能再發表好的文章,有機會可評上副教授。

在日本實驗室工作(2022)

敖博文將在生物領域繼續探索得更遠,在這條路上,他一直保持著興趣與熱愛。


[1] 《Mutual potentiation of plant immunity by cell-surface and intracellular receptors》

澳門人工智能產業的先行者——專訪普強公司創辦人何國濤

澳門一直尋找科技產業的突破口,但是發展本地科技真的具可能性?一套由澳門人開創“人工智能”系統告訴我們沒有不可能。今天聽聽我們的嘉賓何國濤分享,如何“玩”着發展“高新科技”。而澳門青年投身科技產業,是否又迎來最好的時候呢?

澳門人工智能產業的先行者

——專訪普強公司創辦人何國濤

廿一世紀以來,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這一代城市人的成長幾乎與科技發展密不可分。向手邊的智能手機說一句“喂,Siri”,在懶得打字的時候按下語音輸入功能,這些融入了“人工智能”的生活方式,印證着我們沒有掉落時代潮流的隊伍。然而,身處在澳門的我們,又有沒有機會走到“人工智能”隊伍的前列呢?

打機成就的人工智能產業先行

何國濤可以說是澳門人工智能產業的先行者。他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也是普強時代(珠海橫琴)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下稱:“普強時代”)的創辦人,曾獲北京影響力——最具影響力20強企業家、2020世界傑出青年華商等榮譽。普強時代是一家擁有人工智能底層技術的公司,主要以語音識別等技術為核心。產品包括銀行、政府部門等大型企業的語音交互分析系統,以及汽車智能系統。今年年初,豐田旗下雷克薩斯品牌的系列汽車已經用上了普強研發的車載語音系統。

語音識別這些聽起來很“高大上”的技術,對年輕人來說門檻會否高不可攀?其實在何國濤成為智能語音技術的領軍者之前,他也曾是一名普通學生。他說:“從事科技行業,最重要的是感興趣。聽起來很複雜的技術,做過就知道其實並不難。”

何國濤投身科技行業的源起,來自於他小時候喜歡打遊戲、在電腦嘗試不同技術。“打機打得很慢,於是研究如何改遊戲,怎樣多拿一些分、快一點升級。那時候也試過將譚詠麟剛出的歌從卡式帶放在電腦的聲卡裡播,發現有些音不對了,就查書看看如何把它改回來。其實放進電腦以後聲音全變成數字,很無聊的(笑)。”

發掘自己的個人天賦,善用興趣帶來的動力,何國濤後來選擇了計算機專業,並在北大讀書期間以優異成績,成為了拿最高獎學金的頂尖學子。

按部就班地迎來失敗,堅持不懈地迎難而

現時不少澳門的中學生,會擔心自己在內地高校跟不上學業進度,又或者適應不了外地生活。何國濤則告訴年輕人:“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太擔心,在內地讀書和工作不會很困難。”他正是如此按部就班地讀書學習、進行手上的項目、應對每一個挑戰,不需要戲劇化的機遇和奇蹟。

在北大期間,何國濤跟著導師研究的項目是銀行的網絡層。“那些代碼像一堆草,加上以前的網絡很差容易斷線,要不停來回切換電腦。當時花了三四個月蹲在實驗室裡,每天就是白天改代碼晚上回去打遊戲,不懂的就問老師,老師沒空就自己到圖書館查找答案,也不是很麻煩。”項目完成後,他們幾個學生還跑到廣東的不同城市親自為銀行安裝系統。

科技的成功革新,必定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再嘗試,每次應用新技術都是一次歷險記。“做新的東西一定會有奇怪的Bug(缺陷)。那時我們在順德,有一天在吃早飯時銀行行長把我們叫過去,說銀行擠提了。”原來是新安裝的系統癱瘓了銀行的網絡,有些農民提不了現金引起了恐慌,全村的人都跑到銀行要求取款。於是他們趕緊修復系統,網絡倒是恢復了,但網一通村民把錢全取光,好在幾天後大家看到相安無事又再把現金存回銀行。

“當時真的會很害怕,不過回頭再看就知道不用怕。如果當時自己放棄了,以後就不敢再試,這輩子就沒有這個機會了。”踏實前進的路上也定會遇到不少挑戰和困局,面對壓力迎難而上,堅持不懈才能讓自己有機會不斷突破、自信成長。

“沒有地方比澳門有更多機會

何國濤在北大畢業後赴美國繼續深造,並於矽谷創立了普強公司。2010年,他瞄準國內智能語音的空白市場,決定在北京成立普強信息並回到中國發展。到了2018年,他帶領著普強的團隊贏得首屆中國橫琴科技創業大賽第一名,獲一億元的研發獎金。然後他將公司落戶橫琴,拓展以大灣區為基地的業務。

雖然本地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仍然需要時間,亦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的引導,不過現在就是最好的時代。何國濤十分看好澳門的未來前景,他相信當政府成功孵化具實力的科技企業,將能帶起整個產業的發展,並拉動周邊行業的繁榮。“澳門的市場發展潛力巨大,教育資源豐富,沒有地方比澳門有更多機會。”

普強時代目前在澳門也設立了運營中心,面向大灣區、澳門和國際市場,開展AI語音賦能與澳門當地語系化智慧改進升級業務。外在的政策環境條件良好,政商博企都有合作需求,目前公司已接到的項目眾多。加上政府近年大力推動智慧城市成為澳門管理新模式,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應用,將是未來必然的發展趨勢。這對澳門的年輕人來說,投身人工智能行業處處都是機遇。

何國濤也接觸過不少本地青年,他認為澳門的新一代很聰明,腦筋靈活轉數快,澳門高校也有渠道讓學生到大公司實習,畢業以後具備足夠的能力在內地競爭,毋需擔心機會不足。他建議有興趣的年輕人,“不用急著創業,可以先入行試著做幾年,多嘗試不同崗位,由低做起找到喜歡的方向。發展亦不用局限於澳門,可以先到內地或是到歐美地區看看,多合作不同地區優秀的人才,這些經歷能夠增長見識、鍛練能力。”

創造價值、貢獻社會的“碼農

或許科技行業的從業者會給人一種的“碼農”的刻板印象:每天埋頭苦幹、生活枯燥、代碼寫到秃頭。而何國濤則說:“碼農能夠創造原來沒有的東西。其實並沒有聽起來那麼可憐,寫程式不會比打機辛苦多少,真的差不多。有人帶著做不會太困難,只要堅持做下去就可以了。這行有它的趣味,而且是有未來發展空間的。”

何國濤也分享道:“從事這一行並不局限於寫程式,當中亦有各式各樣的崗位。”以他的公司為例,智能語音的核心算法由數學系和訊號處理專業的成員負責研發,再交由工程師編寫成程式。然後由中文專業的人員進行標音配對,並聘請播音主持人員進行語音錄製。在產品最終面向市場時,同樣需要市場包裝和營銷人才……只要願意參與,人工智能行業的隊列隨時歡迎各界人才入伍。

在採訪的最後,何國濤向澳門的年輕人們寄語,這番說話對各行各業的青年也同樣有啟發性。“做事一定會錯,錯了一定要改。不要怕被罵,罵是在給你機會,說明你還有機會可以改。當事情解決之後,自己也會很高興、也會得到成長。能夠為世上創造新的東西、為社會作出貢獻,是最有價值和成功感的事。”

澳門本土出產的金融專家?——專訪富盈環球集團主席高頌妍小姐

澳門金融產業比較傳統,但是原來本地不乏領域內的頂尖人才。近年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呼聲更加高漲,青年希望有更多選擇空間,但是他們投入新興產業時將會面臨甚麼?又應如何把握好“現代金融”的發展機遇呢?

澳門本土出產的金融專家?

——專訪富盈環球集團主席高頌妍小姐

在大眾的想像中,金融業的畫面可能是《華爾街之狼》裡李安納度高舉的白蘭地杯,《大空頭》裡怪才基金經紀推倒代表整個金融體系的積木,或是《大時代》裡丁蟹瞪大雙眼緊盯的交易顯示板。

金融業的聯想使人血脈賁張,相較於鄰埠香港,澳門金融產業比較傳統。不過,這種“一個決定,影響數千萬甚至數十億金額上落”的場景其實並不十分遙遠,有不少澳門青年已經以不同的崗位身在其中。

高頌妍是土生土長的澳門青年,是現任富盈環球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此前十多年,她曾在多間世界知名投資銀行如雷曼兄弟、摩根大通等任分析師。

發表行業觀,攝於中信里昂2017旗艦投資論壇

售賣“預見”的人

能預見未來是金融行業裡致勝關鍵,高頌妍任職多年分析師,便是這個行業裡售賣“預見”的人。她的客戶大多數是常常被稱為“大戶”的基金公司或會進行投資的機構企業,為他們分析各類資產,當中最普遍的是企業股票。

股民間常常開的玩笑“股票、股票,最重要的是『估(猜,粵音與股同)』”。事實上,能準確地“估中”企業的盈利狀況當然最能彰顯分析師的價值,對高頌妍來說這亦是她作為分析師成就感的重要來源。

“如果你計算一間公司賺多少錢,算得很準,那便會有很多基金聽你說,你也會越來越多『粉絲』。”像路透社、彭博社等資訊公司每年都會給分析準繩度高的分析員頒獎表彰,高頌妍便是曾經獲獎的分析員。

於彭博新聞發表行業觀(2017)

“一般分析員很少跟主流對唱反調,不過一旦唱反調而又『估中』,那大家都會覺得你很厲害。”高頌妍也有類似經歷,她在香港摩根大通擔任分析員時,零售業是她比較專長的領域之一。

2010年後,香港正值內地自由行風潮,強大的購買力把零售業推在風口,高頌妍正好為客戶推薦命中了相關的一些零售股。正當該零售股股價每日進斗,股價在很高位時,高頌妍便沒有“跟風”再讓大家追進。

後來結果大家都清楚。

其中一家公司是曾經10元不到,飛昇過百元的公認零售股王。在3個交易日裡暴跌45%,神話破滅。要洞悉先機,高頌妍當然沒有像印度神童的預知神力,靠的只是對企業的大量研究和調查,這是分析員的職責。

鍛煉自己的“眼光”


高頌妍本科就讀於美國聖母院大學工商管理系,讀金融及經濟方向雙主修,其後碩士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工商管理系,讀金融及房地產方向雙主修。畢業後像每一位分析員一樣,從見習到初級,再成為資深分析師。高頌妍一步步從實戰中學習,鍛煉自己的“眼光”。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MBA畢業典禮合照(2009)

“剛開始時少不免幫資深的分析師『揼石仔』(做基本的勞力工作),跟他們去企業發佈會裡寫紀要,慢慢地便會讓你代表投行來發問,然後再嘗試開始做自己的分析。”高頌妍指初入行時多看多試很重要,日常要跟踪負責企業的新聞,每天都要看不同的企業估值或盈利等模型。

模型是分析師的重要工具,其實是一份試算表。分析師通常會按照經驗加入企業相關的數據,來建構不同參數的公式,旨在準確地估算企業的價值或盈利實況。高頌妍在跟隨資深分析師累積一定經驗後,亦會負責更新或建構新的企業模型。

“總的來說,你從一開始幫手一部份,慢慢地便開始全盤接手,最後所有事情都要識。”高頌妍回憶作為分析師,有一段時期特別地累。如有公司的記者發佈會,她要自己出席去發問,回去再要自己完成報告,在早會開始前,她便又要跟內部同事和銷售團隊簡述當天企業相關的新聞。“中間很長時間都要『一腳踢』,直到你慢慢資深,公司會給你更多資源,派些人手幫你。”

飯桌上的財商課

高頌妍的商業世界觀,是在她兒時飯桌上打開的。那時“財商”一詞還沒出現,高頌妍在初中二年級,父母與她閒聊之間會談到市場上發生的事。


“當我真的只有很少很少的錢,『搭單』叫父母幫我投資時,我便主動了解投資的事。”那筆很小的投資成為推動力,高頌妍每天會追看企業相關新聞,也開始從父母那裡認識社會大事影響某些資產價格的原因。

陳瑞祺永援中學商科班合照

在飯桌上,高頌妍的世界開始透過市場連結起來。

小時候父母給她在商業上的啟發,影響高頌妍到了需要選科時,便已決定自己未來要在商業路上發展。

成為金融人材最重要的是天賦嗎?

對高頌妍來說,她認為像她小時候這樣的接觸機會,對青年們十分重要。

高頌妍指政府可以嘗試與學界多舉辦金融、商業類的比賽,少時概念的養成會幫助到有志發展金融業的年青人。“在贏輸不太重要時,年青人可以儘量地試。試完他們或許感興趣,或許並不,但是起碼能接觸到。”高頌妍說。


在年青人對金融業感興趣後,會發現它的吸引之處。

回校演講,攝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2016

回報和相隨的代價

從事金融業有豐厚的回報,高薪待遇一直被大眾仰慕。根據數據,香港金融行業各種職位畢業剛入行時,都能達到至少30萬港元以上的年薪。隨年資增加,3-7年工作經驗的金融行業從業者,大部份年薪都能上至百萬。不過除此之外,原來還有不少“好處”。

金融行業裡,分析師不是一直在室內對着電腦和資料。高頌妍認為做分析師其中最有趣的地方,便是經常有出國差旅的機會,短時間內1-2星期可能便會出差到不同地方。

成為資深分析師,升至稍中層的位置後,高頌妍因為要對接不同的基金客戶,常常要到新加坡、倫敦、紐約和三藩市等地為她的客戶做路演。如遇到些公司要做IPO(首次公開募股)上市集資,也會有機會到世界各地去做實地考察。

高頌妍回憶道,“返港工作時剛好遇到PRADA準備做IPO,當時真的飛了過意大利。”公司開着直升機帶領投行代表周圍遊覧,看看他們米蘭的廠房。“做金融行業在機緣下可以做到這些平常沒想過的事。”如果喜歡出遊,分析師可能是個好選擇。

“但是,在金融的理論裡,一般高回報都伴隨著高風險。”高頌妍指,相對地金融行業有長工作時、高強度、大風險的特點。像在香港作為一位分析師,在每天開市前,大概7點便要開早會。之後一直到夜晚,不定期都有各種消息發佈。

尤其近年特別多中資概念股在美國上市,消息一般會配合美國市場,選在夜晚推出。“一般工作做完便晚上12點,回家便已1、2點,但是明天7點又要準時回到公司了。”高頌妍指在金融業中,市場不會等人,工作強度也會比較地高。作為金融從業員必須適應金融業急促的節奏,而且每天市場都會證明你分析結果的對錯。


“就像是,把人生濃縮了一下那般。”高頌妍指在金融業裡,會比其他行業更快得到機會。像她當時在投行任分析師,工作大概3-4年已經開始可以對接一些大企業的高層,或是中型公司的CEO級別人士。“好快便能接觸到不同的人脈,這在其他很多領域幾乎是不可能。”

香港特許金融分析師學會 2017 研究報吿比賽初賽

風險

金融業從業者無法避開經濟周期的下坡。高頌妍笑說自己算是稍幸運的一員。

2008年,雷曼兄弟。次按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

很多人會記得雷曼兄弟是金融海嘯的主角之一,這是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時我們聽得最多的名字。在次按危機引爆前,雷曼兄弟是華爾街裡很有名氣的投資銀行,也是高頌妍正式從業的第一間投行。

“正職做了2年,剛好我準備報讀MBA碩士課程,那時金融市場還是頂峰時期。”2006年高頌妍報考,2007年入學,次按泡沫破裂一發不可收拾。“08、09年時確實是非常深刻,當時一起共事的同事很多都被牽連。”高頌妍剛好躲過了這場“海嘯”的一線衝擊,在當時金融行業裡,各間大機構都在大幅裁員,很多她的同行都要面臨失業。

不過對高頌妍來說,並非完全沒影響。


蕭條周期不會轉眼恢復,一般最少需要兩、三年時間。意味著當她讀完兩年碩士,會與大量的同行一起競爭工作機會,就業會相當困難。高頌妍所持的即使是行業裡頗具競爭力的MBA證書,但問題是各大企業在那段時期連職位都沒有開設。

香港哥倫比亞大學校友會邀請時任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作分享(2020)

“這是金融從業者的高薪中,計算在內的風險承擔。”高頌妍建議作為分析師,應廣積人脈,因為良好的人脈關係,是能使分析員變得獨特的重要因素。例如若能深入接觸企業的內部人員,分析員在了解企業時得到更準確實用的資訊,會大大提高分析結果的準確度。這樣能提高在金融業領域的風險抵抗能力。

尋求澳門自身方向

近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提出發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產業,當中現代金融是四大產業方向之一。隨金融行業的現代化和電子化,澳門發展金融成為可能。

高頌妍認為澳門具備很多金融業的先天優勢,如有獨立的貨幣、特區的行政優勢等。“最應該思考的可能是人才的問題。”她指澳門周邊有不少參考的對象,可以多思考最初香港、新加坡等地方,是如何能吸引世界各地的金融人才聚集,讓領域裡的專才願意舉家過來發展?


“稅制、社會配套、法規等需要政府細心思考外,重要的還有發展定位。”高頌妍指現代化技術會幫助澳門不用一步步沿香港舊路走,同時澳門應努力尋找區別開香港,把握現代化技術的契機發展自身的定位與方向。

高頌妍參與香港旅遊業界論壇,共同探討香港的經濟展望及旅遊業的最新趨勢(2017)

文化激盪,豐富自我——專訪UNESCO實習計劃人員金怡霖

【人物簡介:金怡霖,於2018年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實習人員,前往秘魯利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歷時一年,於2019年結束實習。】

 

        秘魯是聞名世界的古印加文化發祥地,文化資源豐富,有十二項遺產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中。2018年,金怡霖(Karen)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實習人員,在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之下,隻身到秘魯的利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加入文化部門。一年來,她見識到秘魯的文化遺產保育、不同部族的傳統文化、秘魯的風土民情,其西班牙語水平亦得到大大提升。這趟文化之旅,讓Karen大開眼界,也豐富了她的人生閱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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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怡霖(Karen)到秘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部門展開實習計劃

跳入未知新領域

        為了讓澳門青年拓展國際視野,從工作歷練中促進專業成長,澳門人才發展委員會與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讓澳門青年有機會走向世界,前往國際組織工作學習。Karen對世界文化遺產深感興趣,希望透過參加UNESCO實習計劃學習有關知識,增廣見聞:“我很喜歡認識當地文化,我認為文化可以推動社會發展,也影響社會政治。”

        Karen是理科生,大學時在香港修讀生物學士學位,碩士研究海洋生物。工作和科學、環境研究等相關,但她對歷史、文化遺跡等課題很感興趣:“對我來說,文化保育是一個新的領域,所以想要去探索一番。我著重成長經驗,之前讀大學,我也曾去過澳洲、日本、菲律賓等多個國家做實習工作,我認為趁年輕要將自己的心打開,將目光放遠一點,所以決定參加計劃前往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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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怡霖對歷史、文化遺跡等課題很感興趣

        秘魯以西班牙語為主要語言,但當時的Karen對西班牙語一竅不通,出發前只讀了一些基礎課程,學會一些簡單生字便出發。到了秘魯後,由於整個語境不同了,Karen學習西班牙語大有長進。她說:“開始時的一個月,大部份的字和路牌都看不懂,說不出想說的,聽不懂要聽的,但慶幸有英文基礎,也不難理解,基本上一、兩個月已經看得懂了。我每天都看報紙、電視新聞學西班牙語,下班會去上西班牙語課。經過十個月左右,我已經有很大進步,現在正準備考西班牙語國際中級考試B2。我覺得所有事情起步都很難,但從過程中看到自己的進步,會覺得很開心。”

        人生路不熟的Karen,到了秘魯後,才深感社會安全的可貴。她說:“治安問題對於我來說是一種文化衝擊,如果不去這麼危險的國家,你永遠不會知道澳門、香港有多好。在秘魯,天天看新聞就像看恐怖小說,每天三、四個人身亡彷彿是常態,槍擊案、搶劫、強姦、交通意外也經常發生,我也曾在過馬路時被車撞倒入院。不過犯罪在任何國家都是無處不在,我會提醒自己保持警覺性。為了保護自己,我大多時候過了晚上九點都不會出門。”

 

異國的文化激盪

        Karen到UNESCO加入負責保育文化遺產的文化部門,她的工作主要負責翻譯、資料蒐集和活動協調。她說:“雖然在部門裡工作用西班牙語,但和總部溝通用英文,所以我需要擔任翻譯,也因應項目做資料蒐集,看相關報告文獻,還有協助其他同事手頭上的文化保育工作;我學習到如何將遺產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學習當中的法律條文和程序;參與活動協調如一些關於利馬將來政治發展的講座、女性科學家獎頒獎禮活動等等;秘魯有多種土著語言及方言面臨消失的危機,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將它的文化價值保存下來和擴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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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NESCO主要負責翻譯、資料蒐集和活動協調等工作。(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Karen認為秘魯許多藝術文化作品都很有特色,特別談到自己見過的各地不同手工藝時,她說:“當地文化局會舉辦一個博覽會,當中全國著名的手工藝家都會參展,參展作品有些是南瓜雕刻,有些是衣服、帽子……有種手工藝叫‘tablas de sarhua’,讓我印象深刻,藝術家在板上畫上傳統圖案,極具特色。大家都會用當地資源來創作,如住沙灘附近會用蘆葦來造草帽、住亞馬遜森林會用鸚鵡的羽毛來造手工藝品等等。”

        Karen還分享了UNESCO舉辦的一個推動陶瓷工藝保育的計劃:“因當地水浸,相關工作室被淹沒,造成了損失也令手工藝有滅絕的危險,所以UNESCO在教育上推廣鼓勵當地小朋友學習這些手工藝,令當地小朋友明白保護自己的區域文化是要靠當地人。這種文化保育方式很值得我們學習,既保留了手工藝技巧,也注重保育背後的歷史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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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秘魯文化(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通過這次實習,Karen表示除了擴闊個人視野外,也反思了自己的“身份認同”:我透過理解秘魯的文化,更加理解中國文化和秘魯不一樣,也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社會關係有更深的體會,我亦會思考作為中國人應如何將自己的文化傳承。此外,也感受到秘魯人的愛國精神,他們熱愛自己的土地,以自己家鄉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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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部落都有不同特色的穿著,人們都對他們的傳統引以為榮。(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世界的萬花筒

        秘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亞馬遜森林孕育出千變萬化的世界,Karen形容秘魯大得花一年也探索不完:“單單薯仔都有4,000種,而每種薯仔還有不同的專門食法。亞馬遜森林裡有多種不同的水果,在這裡,我看到了很多從沒有看過的水果。此外,Cajamarca的狂歡節令人印象深刻,我很喜歡吃奶製品,那裡的農物博覽會有當地的芝士奶製品、焦糖煉奶等等,都是用當地資源新鮮製作;還有身穿傳統服飾參加馬術比賽,小朋友也一起跳舞,跳舞對南美人來說就呼吸一樣。另一方面他們也注重娛樂,十分享受生活,讓我明白到知足常樂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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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表示,在秘魯看到了很多從沒有看過的水果及食物,單是薯仔便有4,000種。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Karen形容秘魯是世外桃源,自然資源豐富且壯闊,但同時也心痛這裡的環境污染問題頗嚴重:“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不少自然資源被破壞,很多森林會被‘火燒旺地’,他們會燒樹開墾建屋,這方法並不好,但由於祖先也是這樣做,他們就‘照版煮碗’。秘魯的教育水平不高,未能完成中學就要出來打工的人有不少。如果國家沒有良好的教育,社會便很難有序發展。社會始終要靠教育去改變,我認為讀多點書,行多點路,看多點東西是很重要。世界真的很大,所以我覺得人需要放開懷抱,盡情去接觸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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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形容秘魯是世外桃源,花上一年也遊歷不完。(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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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計劃 2020》現已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https://www2.scdt.gov.mo/zh-hant/project/unesco2020/regulation

感受文化,探索自然——專訪UNESCO實習計劃人員林偉儀

        “人生要做自己喜歡的事,要珍惜這難能可貴的機會”,林偉儀(Joan)分享道。2018年,林偉儀(Joan)獲選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實習人員,到哥斯達黎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辦事處加入文化保育部門,深入了解當地民族文化,參與國際項目工作,也遊歷遍哥斯達黎加的珍貴自然資源,花了一年“打工實習旅行”,收穫了無價的寶貴人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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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儀(Joan)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

走訪哥斯達黎加“探索之旅”

        為了讓澳門青年拓展國際視野,從工作歷練中促進專業成長,澳門人才發展委員會與澳門基金會合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讓澳門青年有機會走向世界,前往國際組織工作學習。

        畢業於澳門大學英文專業的林偉儀(Joan),曾任小學教師,其後於西班牙留學,學習西班牙文和修讀藝術課程。Joan在西班牙讀書時接觸了許多拉丁美洲文化,便對拉丁美洲這片土地和文化產生了興趣,她亦希望藉機會增進西班牙文,於是報名參加UNESCO實習計劃。

        收到錄取通知時,Joan正在挪威打工換宿。她說這次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實習計劃是我在西班牙讀書時報名的,家人都很支持,但哥哥比較擔心我,因為正常以我的資歷在澳門可以找到更高薪酬的工作,他擔心我可能會浪費自己的青春。但我反而認為,人不應太著眼於金錢而忽略了可以學到的經驗,因為此計劃可讓澳門的年輕人擴闊眼界。”於是Joan從2018年10月開始,展開了哥斯達黎加“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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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到哥斯達黎加,進行為期一年實習。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不少人說哥斯達黎加“險”,Joan分享說:“到達哥斯達黎加後一下飛機問當地人借Wi-Fi時,那位當地人告誡我不要留太多時間在聖荷西(哥斯達黎加首都),指那裡好危險,也說不要到加納比海那邊,因為那邊有黑人、殺手等等,他一輩子都沒去過。當聽到這些時,我呆了一下,因我正正便是在聖荷西實習,但熟習環境之後,我也還是有去加納比海。我認為可以聽別人的勸誡,但亦不要過分緊張,自己要有小心意識,無論去什麼地方旅遊都應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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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與UNESCO不同國家的同事共事,獲益良多。(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Joan起初不太習慣哥斯達黎加的氣候和飲食文化,當地有半年是旱季,水資源短缺,她說:“我住的地方沒有水供應,想像一下如果在澳門沒水的話,感覺會‘天崩地裂’,但當地居民已習以為常。後來我便去了朋友那區,暫住了半年。”當地飲食以豆類和炸物為主,Joan笑言每餐都在吃豆:“要不是雞翼豆飯,便是魚豆飯……都是差不多的東西,有時也會吃到沒新意。但令我印象深刻的美食叫‘YUCA’,是炸木薯。當地有不少華人,其中有不少人說廣東話;當地也有賣‘廣東炒飯’,但和我們平常見到的不同,會在炒飯中放更多油。我住在當地人的家裡時,都會和他們作飲食文化上的‘交換’——例如早上我會吃麵,他們喝咖啡,後來他們也開始嘗試吃麵。當地人對亞洲的認識不多,在當地我會擔當旅遊大使,推廣澳門的世界文化遺產,讓他們知道澳門是一個可愛的地方,有自己獨特的文化。”

 

感受多元文化

        Joan加入UNESCO文化保育部門後,首先進行了一系列的線上培訓,包括安全知識、男女平等、國籍平等、機密保障管理等。她說:“我的第一個任務是翻譯文件‘Presentation 1980 SoA Costa Rica’,將英文翻譯為西班牙文,有一定難度,但也因此學會了很多新的生字、用法和專業術語。之後我也做了整理小冊子的工作,要研讀不同公約的資料,又學做設計,把資料匯成幾頁的小冊子,在不同的中美洲國家發佈,讓我覺得很有成功感。”

 

 

為籌備“原住民電影夜”,Joan兩天內和同事一起看了一百多部原住民電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9年是“國際土著語言年”,Joan搜集了有關中美洲的土著居民數據,如領土範圍、留守土著人數、土著說母語的人數、土語滅絕數量……經過搜集工作,Joan說原來中美洲還有很多土著語言:“如危地馬拉就有22種土著語言,以我所知有些地方還會用叫聲去傳遞訊息,我寫了數份有關土著語言的報告。當地很多人已使用西班牙語,原住民語言已慢慢沒落,為了加強語言的文化保育,當地還設有使用原住民語言的醫院,實行雙語系的方式,令人關注語言的文化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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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ESCO舉辦的展覽“¿Qué llevabas puesto?”(當時我穿什麼衣服),讓Joan了解到中美洲的男女不平等狀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實習期間,Joan參與了UNESCO舉行的原住民電影夜,令她非常難忘,因她和同事日以繼夜地在兩日內看了一百多部原住民電影:“雖然電影都以短片為主,但因為同事不會西班牙文,所以要翻譯給他們聽。那時上班在看,下班也在看,篩選出來的電影交給西班牙文化協會評核,最後選出了七部電影對外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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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了防止性別暴力遊行的Joan,登上了UNESCO的Semanario Universidad頭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Joan也感受到當地兩性的不平等,女性被男性侵犯或遭受性騷擾行為後,總是會批判女性不檢點,衣著暴露引人犯罪。Joan參加了 UNESCO舉辦的展覽“¿Qué llevabas puesto?”(當時我穿什麼衣服),展覽展出了男性對女生做出淫穢行為時女性所穿的衣服,那些衣服都是再平常不過的穿著。她體會到,原來中美洲的男女不平等狀況十分嚴重。後來,她有機會和UNESCO一起參與了防止性別暴力遊行,隔天還登上了UNESCO的Semanario Universidad頭版。她指UNESCO也在2030年的議程中定下了目標,希望推動世界做到兩性平等。

 

擁抱自然,挑戰自我

      哥斯達黎加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Joan本身對大自然非常熱愛,她趁著工餘時間到各地旅遊,也當起保育義工,跟著當地團體去淨灘。Joan說:“當地的海龜有幾千萬隻,但有很多都遭到被塑膠吸管插喉而死亡。淨灘最大規模一次是有五輛遊覽車的義工,短時間內隨手便可撿獲超過一百公斤的垃圾,垃圾主要都是塑膠,很多垃圾都是從海裡飄來。撿垃圾雖‘治標不治本’,但我認為至少在局部上有幫助,也可以增加大眾對使用一次性垃圾危害的重視。當地對環保比較注重,社區裡大多都不用塑膠吸管,或是用竹吸管代替;還會用回收的樽蓋在海灘上建路,讓殘疾人士都可以行沙灘;也有回收1.5升膠水樽作為建材,塑膠有不同顏色,還起到裝飾作用。相比當地,我認為無論是環保教育還是措施上,澳門都應該要更著重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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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餘時間Joan會當保育義工,跟著當地團體淨灘。(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哥斯達黎加,Joan遊歷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她爬上了哥斯達黎加的最高峰——奇里波峰(Chirripó)。她回憶說難忘山路難行:“哥斯達黎加的雨季下雨時間很長,那時適逢雨季,於是我們凌晨三點摸黑上山,希望能有一絲機會看到日出,雖然最後還是看不到,但看見一絲曙光已經覺得很興奮。在雨季雖然很少人去爬山,可是也會有在雨季才看到的瀑布風景,我還帶了澳門特區區旗到山上舉著拍照留念,爬山全程花了十幾小時,下山時已經天黑了,黑到連旅館都關門了,但卻是一次很值得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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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an登上了哥斯達黎加的最高峰——奇里波峰(Chirripó)

        Joan常常會到野外露營,她曾在海邊露營,遇到海龜經過帳棚外,並親眼看到了海龜生蛋的過程;也曾看過樹懶在路邊電線桿爬行、透明的藍腳青蛙、毒蛇、蟬脫殼,看盡了許多在亞洲看不見的動物。

        除了將美景盡收眼底之外,Joan也喜歡用畫筆作記錄,在當地取材,以動物、植物作畫。在離開前的最後一個月,她在哥斯達黎加舉辦了人生第一個水彩畫展。經過這一年,Joan坦言獲益良多:“我認為人生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我常常覺得自己不行,但經歷了這一年,我相信我都可以,我創造了自己的價值。”

繪出“魔妝”大道 ──專訪彩妝藝術家徐婕

        徐婕是一位專業彩妝藝術家,以超現實風格聞名,“破裂妝”、“層疊幻覺妝”、“溶化妝”等都是她引以為傲的創作,每個都由人手彩繪,絕不經電腦後期製作。憑著各個變化莫測、穿透夢幻的魔妝視覺作品,她在網絡世界收穫百萬粉絲,亦經常獲邀與世界知名企業、品牌及藝人合作。原本在加拿大擔任幼教老師的她,到底是如何變身成為專業化妝師,展開人生新一頁,成為大家的模仿對象,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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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婕是一位專業彩妝藝術家

 

藝術之旅的起點

        出生於澳門的徐婕,在十一歲時隨家人移居溫哥華。喜歡小朋友的她,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成為了蒙特梭利幼稚園教師。從事規範的教育工作三年,她一直未意識到自己因工作壓力而鬱鬱寡歡,經常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塗指甲舒緩情緒,直到她的母親察覺到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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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的徐婕(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徐婕的母親主動對她說:“人的一輩子很長,若現在已感到壓抑,往後的日子要如何過?”這句話啟發了廿八歲的徐婕,她決心放棄有保障的教職工作,跳出舒適圈尋回對生活的熱情。因為她的化妝技術平日亦深得朋友讚賞,在家人和伴侶的支持下,徐婕到了溫哥華最具規模的化妝學院Blanche Macdonald Centre進修,釋放自己熱愛創作的心,勇敢向未知的世界出發。開學不久,學校舉行萬聖節活動,她以黑、白眼線筆為自己畫了一個如幻似真的臉部撕裂妝容,讓一眾師生朋友十分驚嘆,促使徐婕開始對特效化妝產生濃厚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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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婕憑著各個有趣的作品,在網絡世界收穫過百萬粉絲,成為新一代網絡紅人。(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她坦言重返校園初期,不少好友都擔心這行業未必有發展空間而難以維生,但她最後仍決意聆聽自己的內心,選擇做自己喜歡的事,“沒有嘗試過又怎會知道能否成功?”面對大部分剛中學畢業的年輕同學,徐婕覺得成熟的年齡及思維是一種優勢,讓她更清楚自己的路向,並以專業化妝師為職業志向而加倍努力。除了確保能完整吸收老師的教學內容,她亦主動到名店爭取實習機會,累積實戰經驗,不讓努力付諸流水。她很快被名店正式聘為化妝師,職涯從此獲得一百八十度轉變。

 

擊破恐懼,讓想像飛馳

        徐婕形容自己是一位多功能化妝師,從不規限自己的工作類型,喜歡作多方面嘗試。她的工作範圍不限於藝術創作,也包括電視、廣告、藝人、音樂錄像、雜誌、時裝、婚宴等。超現實化妝風格是她的成名手藝,當中的靈感主要來自日常生活、情緒、感受,以及從小就纏繞她的睡眠麻痹症,每個作品都有它的獨特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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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婕十分擅長繪畫幻覺作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患上睡眠麻痹症,人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但卻無法支配身體。徐婕經常在剛入眠或起床時,看到各種栩栩如生的可怕幻覺,每天都被大量眼睛凝視或被無數在攀爬的蜘蛛等恐怖事物圍繞,“我總是無法分辨這到底是夢境還是現實,讓我感到十分疲累和恐懼。”她從沒想過將幻覺化為創作源泉能令自己名聲大噪,亦沒想過化妝能成為噩夢的解藥,“這些夢讓我獲得很多新奇的創意靈感。很多看似阻礙我們發展的事,未必是令人感到痛苦的事,因它會促使你成長。生活多艱苦也要過,凡事以樂觀心態面對,才能活得舒服自在。”化妝成為了她自行療癒的方法,亦讓她不再懼怕那些惡夢。

 

態度決定成敗

        成功除了取決於不斷磨練,心態亦十分重要。徐婕認為人格及情商與化妝技術同樣重要,她經常教導學生以樂觀態度面對問題,輕鬆接受每件事突如其來的變化,為團隊創造歡樂的工作氣氛,“任何事都可能與預期出現落差。面對不可能的任務亦要安然接受,在壓力下穩定完成作品。凡事不論大小,每次都要力求進步做到最好,才會得到別人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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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作品充滿魔幻味道(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超現實妝容十分重視光影及拍攝角度。徐婕每次接到新案子,必定與導演及攝影師等團隊人員進行良好溝通,瞭解作品所需靈活度、效果和用途,“有些作品只要求平面單角度拍攝,有些則要求做到多面向的現場或錄影立體效果。這些都影響作品的執行步驟、設計角度和上妝時間,每次都是全新的挑戰,亦讓我極有成就感。”2019年5月,她應邀參加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晚會,為荷里活影星米勒化出驚艷全球的“七眼豔唇妝”,驚艷全場,揚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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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荷里活影星米勒化出驚艷全球的“七眼豔唇妝”(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未有網絡的年代,化妝師需要透過實體履歷進行個人行銷,很難拓展事業版圖。現在,徐婕的大部分工作都源於網絡。她認為在新世代,社交媒體是經營事業的重要平台,“個人專頁就像一份完整履歷。只有爭取越多曝光率,才能讓越多人認識你。”由學生到成為化妝師,她一直堅持更新社交網站,每個學習進度、創作步驟、妝前對照、繪畫成品都記錄在案,讓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創意理念。她慶幸自己能將興趣變成事業,亦創造了獨一無二的化妝風格,與伴侶遊歷各國教授化妝技巧,向藝術愛好者分享心得及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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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的面具妝容像真度十足(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勇敢在人生中探險

        澳門對徐婕來說是個十分特別的地方。她回憶在聖羅撒女子中學小學部讀書時,母親經常帶她到八角亭溫習功課,亦會在周末到澳門大會堂觀看電影放鬆心情。每一至兩年都會回澳一次的她,覺得澳門變化很大:“以前澳門十分寧靜,充滿西式風情。現在旅遊業發展吸引越來越多旅客來澳,商店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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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亭充滿徐婕的童年回憶

        徐婕認為,社會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各有價值,現今旅遊業旺盛推動電影、表演及婚攝等行業成長,化妝師創作機會越來越多,前景一片光明。她鼓勵本地化妝師要努力裝備自己,多作新嘗試,主動爭取進修機會與世界接軌,為人生畫出嶄新篇章,“沒有一件事可以做到百分百完美。這個行業競爭很大,要跨出熟練的化妝範疇,勇敢挑戰自己的弱點,尋找新的發展方向。每個國家或地區的化妝風格都各有特色,只有吸收更多知識經驗,才能讓自己突圍而出。即使是國際大師,也隨時代步伐不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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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婕感激家人和伴侶一直的支持(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孜孜不倦的徐婕至今仍努力探索著各種新設計概念,希望未來能創立個人品牌,創作全身彩繪作品。她渴望能有機會與本地團體合作,助力澳門藝術與創意產業發展,“每一天都有新的東西在等待我學習。我相信自己到九十歲仍會力求進步,繼續作出突破。”她希望時下青年能勇敢追夢,別因對未來感到徬徨而按捺對興趣的熱誠,大膽為自己的人生開創一條光輝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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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婕鼓勵青年勇敢向夢想出發

放眼世界,樂於探索——專訪UNESCO實習計劃人員黃梓然

        為了讓澳門青年拓展國際視野,從工作歷練中促進專業成長,澳門人才發展委員會與澳門基金會聯合舉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讓澳門青年有機會走向世界,前往國際組織工作學習。2018年,黃梓然(Gloria)獲選為實習人員,遠赴烏拉圭的蒙特維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實習,負責發展、科學與文化範疇的工作,為期一年。2019年9月,黃梓然再次獲選為新一輪計劃的實習生,並於11月啟程到古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負責線上文化平台管理範疇的工作。由南美再到中美,Gloria展開人生的新旅程,不斷挑戰自我,豐富人生閱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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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a於2018年與2019年分別到烏拉圭的蒙特維多與古巴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實習

 

跳出舒適圈探索世界

        Gloria是一位熱愛西班牙語的女生,她曾到西班牙學習西班牙語,當得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實習計劃”能到南美烏拉圭的蒙特維多實習,她便決定參加。她說:“參與實習計劃可以讓我跳出舒適圈,抱著開放態度去學習。南美很多國家都使用西班牙語,是一個能很好地練習講西班牙語的機會,不同地區市民的用語有很大的分別,到了南美後,學到很多當地用語,也有鍛煉了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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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在南美與UNESCO辦事處的同事一起互補分工合作,完成了一個又一個項目。(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南美是一個和澳門截然不同的地方,Gloria出發前也做了不少準備:“雖然烏拉圭被稱為‘南美的瑞士’,但畢竟是第一次到南美,最擔心的仍然是安全問題,因新聞上不時會有一些地區治安不好的報道,自己心中亦會多了幾分警惕。烏拉圭沒有太多的外國人,亞洲面孔較少,但總體來說當地人還是十分友善。熱心的當地人會叮嚀我哪些地方需要小心,不要獨自前往。一、兩個月後,我逐漸熟悉和適應了當地環境,已經清楚有哪些舊區是晚上不能前往的,自己日常也要有安全意識,保持警醒,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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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到訪世界文化遺產Colonia de Sacramento。(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和UNESCO同事互學互補

        Gloria笑言到了烏拉圭後,自己彷彿成為了“澳門旅遊大使”:“當地人接觸到澳門人的機會很少,當我向UNESCO的同事自我介紹時,他們也不太清楚澳門在哪裡,於是我像旅遊大使一樣,和他們解釋澳門的文化和歷史。大家在文化上真誠交流,這對我來說尤其特別和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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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一年一度的嘉年華狂歡節,感受當地文化。(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Gloria所在的蒙特維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當地辦事處,主要負責烏拉圭、阿根廷、巴拉圭、智利與巴西等多國事務。Gloria加入了負責科學範疇的部門,協助處理不同項目:“UNESCO有很多計劃,我在其中負責資料蒐集,也會負責一些小項目。如在2019年,UNESCO的主題是原住民語言,我做了一個關於南美原住民語言分佈的項目,分析在烏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的原住民語言。擔任項目工作,既讓我學到不同的知識,亦令我收穫完成項目時的成就感。另一樣讓我感到很有成就感的,就是和同事一起籌組活動。當時有一個關於巴拉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動,邀請了不同嘉賓輪流上台交流,分別對在教育、農業、旅遊和創意產業領域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可能性、青年在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角色等方面進行討論,整個活動都是我和其他三位同事合力籌備,那份滿足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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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一年一度的農場節,觀看動物秀。(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和各國UNESCO辦事處的同事合作,Gloria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同事們都很友善,有構思時都可以提出,大家都同心協力去做好每件事。是次實習計劃不單是人才發展委員會和澳門基金會給予的機會,亦是通過UNESCO的選擇對我們的肯定。和UNESCO同事一起互相學習、互補工作,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價值。”

 

開拓眼界,深度認識南美文化

        透過這次實習機會,Gloria更加深入認識了南美文化。Gloria表示南美有很多少數民族和原住民文化,值得社會共同關注:“UNESCO關注面臨消失危機的民族和文化,希望喚起人們的關注。其中有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令我印象深刻,它是一種在奴隸貿易時期來到南美的非洲音樂和原住民文化結合而成的鼓類音樂,在每年二月的嘉年華裡都有表演。我在南美也接觸了很多手工藝品的創作,例如當地的服飾,上面的圖案都很有意思。我學習到社會雖然不斷進步,但應要飲水思源,珍惜自己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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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在烏拉圭最長海岸(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Gloria在烏拉圭度過了第一個夏季聖誕,也挑戰了很多人生第一次。她會趁放假時周遊列國,亦因此體驗了許多難忘的經歷:“有一次我和朋友到阿根廷爬山,我們從凌晨四、五點出發,一直行到晚上七、八點。旅程中一些路段我們需要徒手爬上去,也走了很多看起來不像路的路,途中彷佛經歷了一年四季。但當跨過山頂時,覺得這一切都值得。那次對自己來說是一次很難忘的體驗,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還有一次,我和同事踩單車出遊,沿途路況不佳,我們踩了好幾個小時終於到達目的地自然郊野公園,那裡的動物隨處可見,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己親眼看到一隻羊媽媽生出兩隻小羊的經過,見證了小生命誕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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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ria在郊野公園親眼見證小生命誕生的過程。(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9年,Gloria再次獲選成為UNESCO實習計劃實習生,並於11月前往古巴UNESCO當地辦事處,負責線上文化平台管理範疇的工作。她希望藉此深入認識中美洲文化:“我知道西班牙、南美、中美的西班牙語口音、當地文化都不盡相同,因此很想親身去學習了解。這次的實習地在生活習慣上很不同,因為我知道例如古巴的互聯網使用沒有那麼方便,需要購買網卡和到特定地點上網等,出發前都會做好心理準備,預期不能像在澳門那樣通訊方便。我相信自己要學習去忍耐和適應不能常用手機找資訊,或許這樣可以鍛煉到不靠電子設備的求生技能。去體驗當地生活與純粹的旅遊不同,所以我會好好珍惜這一年的機會,因親身體驗而累積得到的人生經驗是無價的。”